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害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竿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查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聋，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和，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于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思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
当年恭亲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曾经有过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道，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时至今日，这位以诸葛亮自比、声称无一日不忘“吞吴”的恭亲王已气焰将尽，卧病在床，朝不虑夕，大清国的外交仍然“以和好为权宜”，也不知“权宜”到何时，当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务，由庆亲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绪十年奕訢遭贬之际，便受命主管总理衙门，十多年来，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现在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复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许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以保证日本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在进行一场中、英谈判。
大堂门口，两名“苏拉”垂手而立，随时听候召唤。“苏拉”为满洲语，本义指闲杂人等，大清国内廷机构中的勤务，通称为“苏拉”。
大堂之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设一张红木长案，宾主分列两旁，犹如纹枰对坐，黑白对奕。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这样下棋，而用于两国谈判，还是跟洋人学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也已经习惯了。
中国方面，谈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许应骙，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张荫桓。其中以李鸿章职位最高，头戴白罗胎凉帽，珊瑚顶，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鹤补服，项挂一百零八颗珊瑚朝珠，脚蹬玄缎厚底官靴，腿边斜倚着一根笔直光洁的西式手杖。李鸿章年已七十有六，本来高大的骨架，已经坍塌松懈，肩背有些佝偻；脸上的皮肉软软地下垂，眼睛下面两个鼓鼓的泪囊，稀疏的胡须已经全白了。
英国方面，全权代表是驻华公使Mac Donald，汉文名字为窦纳乐。他身躯硕壮，着黑色燕尾服，雪白的领口上打着黑色须结。淡褐色的鬈发已经略显谢顶，更加衬托出宽阔的额头，高耸的眉弓下，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熠熠闪光。此人1852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1872年从军，188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现年四十六岁，集军人气质、外交家风度于一身。
窦纳乐正在操着高傲的英语阐述英国的立场，面前放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个包扎整齐的羊皮纸卷。中、英两方的通事各自操着紫锋狼毫和鹅管笔紧张地笔录。等他的发言告一段落之后，中方的通事再一字不漏地用汉语转述一遍，如若某处用词不够准确，英方的通事还要以嘲弄的口吻加以纠正。而在窦纳乐叽哩咕噜地发言的时候，听不懂英语的李鸿章恰好可以喘息片刻，以准备应付下一个回合。
望着强硬的对手，李鸿章鼻腔里发出无声的叹息。想想自己自从同治二年以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创办洋务，同治九年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和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在别人看来，位高权重，名利双收，实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回头看去，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光绪十一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及至最近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经他之手签订的，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予人特权。每当朝廷危难之际，总是把他推出来，用热脸贴洋人的凉屁股，一次次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那滋味儿好受吗？
去年冬天，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俄国随之占领旅顺、大连，上个月法国又提出租借广州湾，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李鸿章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英国人决不肯甘落他国之后，为了保住在华的既得利益，必然也会玩出稀奇古怪的新花样。果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庆亲王奕劻不得已只好应允，但希望英国在租得威海卫之后，不得更索利益。窦纳乐当即回答说：“本公使拒绝对此作出保证。大英帝国向贵国租借威海卫，只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南方，如果法兰西占领了广州湾，那么我们也要别索一处以抵。”他所说的“别索一处”指的是哪里，当时并没有明说。
这项谈判从本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