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 的脆弱，怎么还能去大众文化中蹚浑水？和一帮那么没意思的人在一起。除了挣钱之外， 每天聚在一起聊些没意思的事。你想用人性的脆弱去解释，既然意识到了，你的脆弱的 地方就通过你蹚的这浑水，充分发挥了。后来，你又回到了小说中，是因为无聊了，还 是对自己有了一种自觉的要求。 王朔：你不知道我这人有庸俗的一面？我有庸俗的一面。 老侠：就跟那帮人混在一起，不难受吗？ 王朔：这里头也有挺有意思的人，当然我指的是言谈有趣。他们那种人也不是说都 面目可惜，也不是语言乏味。他也能说些凑趣的话，我也就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凑趣，可 以自得其乐呀。庸俗的生活勉力就在于可以自得其乐，真的。想起来，那时我真的挺他 妈的讨厌的一副样子，吃得他妈的发胖的样子。喝得醉醺醺，说一些无耻的话，跟一些 狗男狗女的那么瞎混。那个生活，日子过得飞快，我都不知道，怎么一不留神，三五年 就过去了。我还老想着我将来写小说，好好地奋发，每天也这么想，可一年刚开头，一 转眼又到年底了，一转眼又是另一年了。最终是无聊，最终肯定是无聊，大部分时间是 无聊。但是，一无聊时间也是很容易忍受的，你得积累特别长的时间，可能才真的觉得 无聊的生活是无聊，有时还需要有东西意外地推你一把。假如当时不给我毙片子，我很 可能还在里边混，你会形成惰性，你一睁眼就这么一帮人，大家跟你一块攒着各种事。 你觉察不到这是无聊，弄这些事的时候，有一点小的奇思异想，你会觉得：“啊！这件 事变得非常有意思。”你还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搞某个 东西的过程中，有些时候自己也能制造一些小快乐，制造一些小得意。但是后来还是被 推了一把。这一推你才发现，某种程度上是别人替你决定了。你不是这儿的人，你就别 再跟我们混了。有些人没退出，是无路可退。我比他们好在哪儿？我在里面混的时候， 心里永远有一股不向后看的感觉，只想全部混砸了再说。我记得有一次在酒吧里碰到崔 健，我像个傻子似地在那儿絮絮叨叨地说，这也毙了，那也毙了。好像是崔健说的，你 写小说，谁管啊？那时我才发现，无论我怎么在影视圈中混，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作家。 碰到的读者说，你写的小说如何如何。很少有人对我说：你的戏我看了。大家还是把我 当个作家。那时候我发现，就我自己没拿我自己当作家，可人家还是一再把我当作家。
第五篇 残酷的传媒
王朔：大众文化其实也很苛刻，它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就这么一套，谁 也动不了，根本动不了。主流文化也好，纯文学纯学术也好，都与大众文化有种心有灵 犀的相通，虽然它们各自隐藏在一个不同的话题后面，但真要变成赤裸裸的，也很难看。 我一开始对大众文化抱有点幻想，我以为钱是最干净的，以为它是一种力量，能摧毁某 些东西。如果在大众文化中真能加进一点自己的东西，它的巨大的传播能力肯定是建设 性的。可一搞上就发觉它也是僵硬的，搞不进去，特别奇怪。 老侠：为什么搞不进去？以你这么多年在影视圈中蹚浑水的丰富经验，搞不进去的 症结在哪儿？ 王朔：后来我发现它实际受制于某种东西，它的回旋空间一点都不大。 老侠：如何受制？ 王朔：就是不许冒犯呀。干来干去，我了解了这个规律，就要服从这种规律，只有 服从才不会出错，不出错才能混下去，才能挣到钱。我写小说那阵，我初涉影视圈浑水 摸鱼时，我是被审查者，别人教我如何在这行当中混才能混成个〃腕儿'，混出个'体面 人〃。时间一长，我也习惯了，麻木了，也以〃老人儿〃的姿态教训别人了。当我面对年 轻的作者时，也扮演起检查者的角色。我要告诉他：你这样不行，就要犯错误。挺恶心 的感觉。我由一个被审查的受害者混成教训别人的审查者。 老侠：这种机制对人的改造类似于商场。从拎包的变成让别人拎包的。 王朔：对。我发觉弄到最后，我就没回味没标准不知道好歹了。弄出来的东西中规 中矩，一点真东西也没有。圆滑的东西，八面玲珑的东西，极尽媚态非把人往死里俗的 东西，全成了好东西。 老侠：各电视台，特别是中央台的各种综艺节目各种晚会就已经很有港台的外包装 了。港台文化的大举登陆实际上是九十年代，这些东西就是制造歌舞升平的气氛，叫甜 甜的软软的飘飘的东西把不满消解掉、融化掉。大陆现在的所谓的各种〃腕们儿'，影视 的。歌坛的、文字的……已经被电视台的节目一勺烩了。除了像你啦。崔健啦这样的。 凡想坚持点儿自己的东西的人，都在大众文化与主流之外。 王朔：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大众文化真正的高潮还没到。原来我觉得咱这地方的大 众文化高潮的到来还有一个心理适应期，比如对外国文化。但现今一看，咱们对港台的 东西没有什么不适，不需要一段适应期，它可以直接引起共鸣。其实我认为中产阶级。 小康社会的这种趣味在全世界都是共同的，以前对外国的资产阶级文化还有那么点心理 障碍，但对港台的却没有，一点儿没有。大众文化这东西无非是让你放松、舒服，甭管 怎么干，舒服就行。所以只要他放开这个口子，高潮还在后面。 老侠：湖南卫视和一些地方台上星，已使它们的收视率直逼中央台了，弄得中央台 也要寻求改革了。这是好事，媒体霸主的让位，收视率下降，广告费跟着下降，最后逼 着它向港台那边靠。 王朔：现在的大众文化扮演的是一种戏子帮闲的角色。八十年代刚开放那阵子，没 有什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分，所有的文化都是一种文化。 老侠：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心武是大众文化，《班主任》、《伤痕》的 影响多大呀，人人都在谈，人人都激动，后来的任何大众文化的流行品也难望其项背。 那时大众的精神消费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权威性的、教训式的腔调，与关 于真理讨论的理论相映成趣。他们以为他们的东西提供给社会的就是真。善、美，就是 独一无二的社会真相与人生真谛。还有一批话剧也极为轰动，像忏无声处》。当时社会 广没有太多可看的，从民文学人《大众电影》发行一百多万，人们简直看疯了。但在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港台的大众文化如邓丽君的歌，电影《三笑》。外国的大众文化 如电影《追捕》、《生死恋》等也同时进入。邓丽君在当时还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 偷着听，但她的歌声唱软了一代人的灵魂，〃文革〃时期的钢铁战士被唱成多愁善感的男 生女生。人们突然发现生活中并不只是沉重的东西，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训导。 王朔：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场关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大讨论。许多知名人物都鱼 贯登场。 老侠：王蒙、刘宾雁、刘心武、刘再复全出来了，以捍卫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应 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在琼瑶、金庸的小说进来之后，如决坝的洪水，席卷全中国。那批 文坛上的教皇级牧师级人物马上感到自己的宝座和讲坛处在危机之中，再也做不成大众 的主角。大众的导师、大众的救世主了。所以他们感叹时风日下，人心不古，金庸、琼 瑶那么庸俗的东西居然大受欢迎。 王朔：确实很平庸，但老百姓喜欢，又是新鲜事物，对文化主流的冲击在当时还有 点儿积极意义吧。 老侠：不光是言情和武侠，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批年轻新锐提出玩文学的口号，还 有崔健的《一无所有》也造成了冲击。 王朔：玩文学的那些人就是刘索拉、徐星，后来的马原、金华他们吧，实验小说， 先锋小说，嬉皮文学。 老侠：高行健的话剧、田壮壮、陈凯歌的电影也是当时的先锋艺术，现在看来应划 入大众文化。你也属于文学的玩主。 王朔：我当时还言情呐。那时对我有个污辱性的称呼，叫〃大陆琼瑶〃。那时我写 《空中小姐》、写《浮出海面》，都是言情呀。全是读者，泪光闪闪的。 老侠：后来才露出狰狞，《动物凶猛》。你八十年代对我说，咱现在是个小婊子， 得立个大牌坊；等咱玩成大婊子了，就立个小牌坊；等咱玩成名妓了，咱就不要牌坊了。 由媚俗到本来面目的道路挺漫长的。 王朔：都是中了〃灵魂工程师〃们的毒。 老侠：先不谈你自己的创作和大众文化，先谈别的。以后我要拷问你的灵魂，看你 能否真的出窍。 王朔：我已然和他们划清界限了。 老侠：当时的港台冲击，对人人都想成为意识形态的霸主。文化话语的权力的主导 者的局面是洪水猛兽。有人说是对主流文化的〃解构〃，包括你从《顽主》开始的小说。 但我个人更愿意用〃颠覆〃这个词，口感好，有嚼头，过瘾。琼瑶的软绵绵。金庸的打打 杀杀，一下子把那些还在争夺文化主导权的大小作家。知识分子架空了。大众不看他们， 背对他们，侯德健在电视中那副颓废虚无的尊容，人们不再听李谷一，不再看《爱情的 位置》那类爱情说教词，不再看《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战争，都去看男生女生的卿卿我 我，大侠小侠的打打杀杀，都去听《酒干倘卖无》。《一无所有》。高中生、大学生， 曾是刘宾雁们最忠实的读者，现在却买全琼瑶、金庸的作品。从这时开始，中国文化市 场上才有了真正的通俗文学与主流文学之分。当时的通俗文学还是非主流，还有人出来 想灭了它。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市场、大游乐场、大工地，连大学校园都出现了夜晚 的彩灯与喷水池以及类似自由市场那样的小商小贩。这种气氛，老百姓喜欢，领导也不 讨厌，于是到了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它的颠覆性已变成了媚态。 王朔：我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