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元王朝头疼的，还有浙江台州的方国珍。这位老兄说老实吧，他总是造反；说不老实吧，他又总是挖空心思地想让朝廷招安。
方国珍于至正八年第一次起事，元朝派江浙参政朵儿只班率军前往镇压，方国珍乘船自海路逃跑。朵儿只班一路撵到福州五虎门，但没抓着耗子，反倒稀里糊涂地被方国珍给活捉了。方国珍善待这名高级俘虏，要他向朝廷求招安，元朝遂以他为庆元定海尉。不管怎么说，朵儿只班总算是完成了“剿匪”的任务。不过这样的喜剧接下来还要屡次发生。
方国珍于受招安后不久又造反，至正十年五月，元朝派元帅扈海、万户孙昭毅前往讨伐——这回结果一如既往，元兵又吃了败仗，元帅扈海被活捉。至正十一年，元朝决心来一次大规模的“剿匪”，派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会同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方国珍。方国珍半夜里派劲卒纵火鼓噪，元军不战而溃，主帅孛罗帖木儿被活捉。接下来，当然又是招安，这次方国珍又升级为千户。
刚过一年，方国珍又造反了，泰不华亲自征剿，在激战中被刺身死，沉尸于海，其部下也被全歼。至正十三年，迫不得已的朝廷又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为五品流官。因为还嫌官小，过了年方国珍又接着造反……
萧县的李二，因为地方上闹灾荒，一咬牙把家里仅有的一仓芝麻捐出来救济饥民，颇得人心，人送绰号“芝麻李”。当时河工大兴，盗贼四起，萧县一带也是人心惶惶，芝麻李遂和社长赵君用商量造反：“颍上兵起，官军无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君用也赞成造反，说咱这片也就城南的老彭算条汉子，没他入伙这事儿准黄，一定得把他拉进来。于是赵社长亲自去找老彭谈话，拐弯抹角地启发了半天，老彭听说芝麻李也要造反，欣然入伙。于是他们八个人，冒充挑河夫役，混入徐州——四个在城外，四个在城内，四更天的时候，内外呼应，夺取守门军士的武器，斩关而入，放火鼓噪。徐州军民久不识兵革，尽皆束手听命。等到天明，这八个人竖旗募兵，很快就聚集起十万之众，神话般地夺取了徐州。
定远人郭子兴兄弟三人，善治产业，富甲当地，为一方豪强。他见天下大乱，也与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等人聚众造反，攻占濠州城。
那位崖山老兵陈某的小外孙朱重八，这时也二十好几了，打小没吃过几顿饱饭。又碰上灾年和瘟疫，家里人纷纷染疫而殁，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出家当和尚——确切地说，还只是没有执照的见习和尚——以求混碗饭吃，但在那个年头，连这样的生活都算是奢求了。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来看，这一段日子简直惨不忍睹，还随时都有饿死的危险。他出家的寺庙叫做“皇觉寺”，因为曾有这么一位大人物在那里混饭吃，所以能够名垂千古。
郭子兴等人起事后，皇觉寺里的朱重八忽然收到一封朋友来信，拉他入伙。他和那个欣然参加造反的小公务员恰恰相反，总觉着造反太危险，还颇为犹豫，遂在寺里的伽蓝像前占卜，以定何去何从。那一天，伽蓝菩萨就这么傻乎乎地看着，看这个曾扬言要把它“刺配三千里”的调皮小伙儿，怎样在神仙面前惶恐不安地规划未来——问避乱，不吉；问守故，还是不吉。那，只剩下造反这一条路了！
朱重八就这么惶惶地走出皇觉寺，走向濠州，走向金陵，走向权力的顶峰……在未来，他将开创一个享国近三百年的王朝。
六、彭和尚与“天完”
彭和尚是那个时代里，最富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亲传弟子皆以“普”为字辈，知名的有邹普胜、项普略、赵普胜、丁普郎、杨普雄、欧普祥、陈普文、史普清、李普臣、王普敬等。这些普字辈的人物在天完政权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彭和尚本人，虽为领袖之尊，却并不以个人地位为念。当年袁州起义的时候，他把王位让给周子旺，这回天完政权里，他又把领袖的位置让给徐寿辉。
至正十二年，也就是天完政权攻占武昌后的二月间，彭和尚与徒弟项普略率一支人马向东攻入江西，兵锋直指重镇江洲（今江西九江），元江西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望风而逃，江州总管李黼抵抗，兵败被杀。二月下旬，红巾军自江州南下进攻南昌，驱马扬尘，旌旗蔽空，号称有百万人马。元朝江西平章道童胆子小，见此对方如此声势，吓得抱着官印躲了起来。亏得郎中普颜不花与左丞章伯颜组织人马守城，仗着城高池深，死守了五十多天，红巾军见难以攻克，主动撤围东去。
这支红巾军随后向东进发，于三月间攻占了饶州，杀元将魏中立。当地农民积极支持红巾军，自制绯红色战袍参战，一时间“弥野皆赤”，满地赤红。接着又攻占乐平、余干、浮梁、德兴、安江、信州等地。闰三月下旬，攻入今安徽境内，攻徽州、破婺源，四月间攻克休宁、黔县、歙县等地，大军所过，不掠民财，唯索丁壮为兵。七月，红巾军又越过昱岭关，攻到杭州城下。十日，红巾军由杭州北门攻入城里，杀元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杭州路总管宝哥在西湖舟中躲了三天后投湖自杀。江南是财富之地，元王朝自不甘心轻易让出，随即纠集力量反攻，红巾军孤军无继，战败退出杭州。
然而，在正史上，彭和尚就失踪了。
在这里，还有一段小花絮。
五百多年后的一九四四年，明史大家吴晗“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和发泄政治上的愤懑”，写了本《明太祖》，进而又修改成为《朱元璋传》。在其中，吴晗将彭和尚的下落写得浪漫而超脱，认为他功成不居，于革命成功之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一九四八年，吴晗来到石家庄，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并认真地读了这本《朱元璋传》。同为史学大家的毛泽东，对这本书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还为此亲笔写了封信和吴晗辩论。一九五四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修改后，毛泽东又一次给书稿提了意见。在提的两次意见中，毛泽东尤其对彭和尚的下场不以为然，他以老革命家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不应该以失踪而谢幕。
于是吴晗“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了的”，并由此引申出自己犯了“超阶级观点”的错误。在这里，枪杆子的干练与笔杆子的洒脱交汇冲突，枪杆子取得了指导地位。吴晗经重新考证，认为彭和尚与项普略在杭州战败后，退走江西或安徽，“中伏被擒杀是有可能的”。
彭和尚失踪后，失去了最高权力中枢的天完政权，便乱了手脚。公元一三五七年，元至正十七年，不甘为傀儡的徐寿辉企图干掉掌握实权的丞相倪文俊。两人火并，倪文俊出奔黄州，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这个陈友谅，便是前面那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小公务员。
陈友谅凭借着除掉倪文俊的大功，逐渐成为天完政权里的头号人物，徐寿辉虽然除掉了倪文俊，但仍不能摆脱被陈友谅挟制的命运。天完政权在陈友谅的经营下，逐渐进入到全盛时期。
七、北伐！北伐！
在河南地面上，元朝正规军被刘福通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一些支持元王朝的民军武装却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的部队。
察罕帖木儿祖上为畏吾儿人，其曾祖父于元朝初年迁居中原，定居颖州沈丘，察罕帖木儿本人曾为沈丘探马赤军。李思齐为信阳罗山人，原为罗山县典史。罗山被红巾军占据后，他们组织当地豪杰，组成“义军”袭占了罗山城。元朝政府对此大加褒奖，授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为知汝宁府，这支武装迅速成为附近反红巾武装的旗帜，史称“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这是当时河南一带对红巾军威胁最大的一支元朝军事力量。至正十五年，元王朝再度调集大军包围刘福通，以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答失八都鲁等部为机动兵力，准备一举消灭河南红巾军。
为统一号召红巾军各部，刘福通于当年二月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由砀山迎到亳州，立为皇帝，因红巾军以兴复故国为号召，故国号“宋”，改元“龙凤”。又因韩山童曾自称“明王”，故韩林儿又被称作“小明王”，以符“明王出世”之意。龙凤政权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杜遵道随即被刘福通所杀，从此刘福通成为龙凤政权的实际领袖。根据地建设上，龙凤政权则陆续设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地方行政机构；军事方面逐步设立了行枢密院，统辖各地的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向上则统属于枢密院。军职则自统军元帅、总管、万户、千户到百户有差。
刘福通等人建立了龙凤政权后，还顺手拆掉了鹿邑县的太清宫，把建筑材料运到亳州，为小明王建了一座宫阙。当下既然是弥勒、明尊当道，也就怨不得道士们倒霉了。
这一年的六月，元朝以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事，统率太不花等一应诸王藩将兵马，许以便宜行事，进攻刘福通。九月，答失八都鲁与刘福通在许州的长葛野战，元军战败。答失八都鲁收兵退往中牟，立足还未稳，又遭刘福通轻骑劫营，再次战败，辎重尽失，连其子孛罗帖木儿也被红巾军生擒。但红巾军的胜利也不够彻底，他们随后遭到元将刘哈剌不花的伏击，非但抢来的辎重易手，自己还倒贴了不少，高级俘虏孛罗帖木儿也趁机逃跑——不过这个俘虏的逃走，对元王朝来说似乎也不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在元王朝最后的岁月里，正是他和扩廓帖木儿争权夺利甚至兵戎相见，断送了残元最后一点希望。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双方互有攻守，红巾军略占上风，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