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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也许是夏方田的话启发了谢景新，他站起身来，给夏方田沏了一杯酽茶，让他舒缓一下，然后说：“这样吧，下午召开一个市总各部门头头的会，让大家再谈谈看法，把这个报告再完善一下。”
市总部门领导会一上来就意见不一。
一下子搞了这么多出格的东西，特别是暴露工作中问题过多，大有否定市总近年工作成绩之嫌，特别还涉及一些敏感的事情，以致会议室里很快炸了锅。赞同者很多，大都慷慨陈词，认为实事求是；反对者也不少，虽然嘴上不明说，但话里话外，阴阳怪气，心里想着什么，也基本写到了脸上。个别狭隘之人甚至认为谢景新吃了豹子胆，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急于干出一番政绩后调回省里等待升迁。也有一些混日子的人感到以后肯定不好混了，谢景新在工会登上了权力最高峰，可能很快就要给吊儿郎当的人以颜色看看，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打下基础。所以，作为一个铁腕人物，谢景新出手狠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但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谢景新之所以如此敢干，是因为他有省委的背景，上面有人，背靠大树好乘凉。他完全可以在不太讲究策略的前提下毫无顾忌地大干一场，而且不带任何杂念。
方军自然对这个报告稿尤其反感。见自己七易其稿、饱含心血的报告被人改得面目全非，心里就像被插进了一把尖利的刀子，他已经不觉得痛，只感到血直往外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大家要稳妥，改革一定要搞，但不宜一步到位，而应循序渐进。他不时地告诫各位常委，中国的事情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出头的椽子往往先烂掉。
他的意见得到了保障部长顾凤才的支持。顾凤才在陈述了如此大动干戈的种种弊端之后，也说：“枪打出头鸟，我们还是稳妥一点好，别去惹那些无必要的麻烦！”
尽管顾凤才和方军的观点一样，但两人的出发点显然不同。
方军表面上是强调稳妥，实则是对修改他的报告稿发泄不满。而顾凤才的意见是真诚的，也是言不由衷的，这些常委们都听出来了。
以顾凤才的资历和能力，他在市总工会还是举足轻重的。他比方军来市总还早两年，按机关传统的论资排辈做法，方军这把副主席的交椅该是顾凤才坐的。当年，他俩同为副主席候选人，没当上本来可能当上的副主席，顾凤才也曾很想不通。他比方军虽然只早两年到市总机关，但年龄却大了四岁。由正科到副处这一步没跟上，就意味着今后仕途道路上的发展希望渺茫。他对机关论资排辈的做法不满，但在自己与方军作为副主席人选的时候却又期望这一做法能延续到他的头上。方军当上副主席后，正好分管保障工作，顾凤才曾想过调离这个岗位，但他又不想让人家看低自己，因而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条律规范自己，配合方军的工作也是无可挑剔的。方军作为副主席，上上下下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顾凤才不会感觉不到。最近市工会十大即将召开，引起人们对方军的种种猜测，顾凤才告诫自己，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支持和维护方军。
市委组织部的同志找他了解情况时，他坦然地说：“方军虽然年龄、任职都比我晚，但他的能力很强。我也能当副主席，而且自认为能当得不差，但跟方军比起来，我真诚地对你们说，他比我更胜一筹。我的确不知道方军与市委某个领导有什么瓜葛，甚至像人们传说的有什么交易，我只是从我与方军的共事中，感觉到他当常务副主席是合适的。”
这次十大报告的修改及其突破力度，顾凤才对谢景新非常钦佩。他清楚，很多举措都是切中工会的痼疾。不过按照这个报告的干法，难免要暴露和触及工会内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而在领导的认识上形成一种落差。这种落差的结果，顾凤才反复考虑过，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得到上上下下的正视，真正从工会未来所担负的使命上引起重视，从而增强对工会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紧迫感，这是谢景新的初衷，也是他顾凤才所期盼的。另一种可能则是否定，为了维护“一片莺歌燕舞”的形势，把谢景新率领大家真干事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视作洪水猛兽。一旦是这种结果，那对市委对市总工会尤其是对谢景新将是极其不利的！正是从这点考虑出发，顾凤才主张不要“惹麻烦”。
会上出现了沉默。
尹玉在顾凤才发言后喝口水的工夫，打破沉默：“说心里话，我非常矛盾，有时我想干脆豁出去一回，痛痛快快干一场，也不枉我们这些人在工会改革上做过有意义的事！但有时又想，谢主席，如果因为过了火，得罪了人，损害了咱们市总工会在领导眼中的印象，特别是影响了您的发展，我总觉得有点划不来。”末了她大叹一口气，“唉，这种选择的确叫人犹豫不决呀！”
尹玉听说了，谢景新的母亲早年丧偶，苦拉苦扯着他艰难度日。谢景新上大学走时，母亲以宽阔的胸怀叮嘱他“好男儿不恋家志在四方”，而自己却孤孤单单住在老房子里，一住就是七八年。谢景新结婚后曾两次把她接到城里，两次都让肖莉气走了。如今母亲年老体弱，谢景新最近本想叫肖莉回去看看，但肖莉执意不肯。谢景新没办法，只好借一个老同学出差的机会顺便去接老人家，结果人没接来，捎来一句话倒让人放心不下。谢景新的母亲说：“我给景新算了一卦。他命中注定50岁有一坎，这一坎如果过不去，官就当不长了。求你们大伙帮帮他，帮他度过这一坎！”虽然尹玉压根就不信命，但从谢景新所面临的情况看，又似乎有些征兆，因而在支持大胆改革还是支持谨慎从事问题上，就表现出一种犹豫。
之后，其他常委的发言也都反映了一种矛盾心态。
夏方田自然没有谈自己的意见，他故意问谢景新：“谢主席，大家都谈了看法，你把你的心思也说说吧。”
在其他人发言时谢景新就听出来了，除了方军是真心想维持原来报告的写法外，别的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大多内心都是在替他考虑。此时，谢景新为自己工作在这样一个集体里而感到欣慰，为有这样一群肝胆相照的同事而深深感动！谢景新在被感动的同时，再一次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决不能让这种改革创新因为顾虑自己的处境而放弃和丧失！因而他的发言目的极为明确，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刺激大家用工会的责任意识，替代在他看来有些膨胀的个人感情色彩！
谢景新一上来就把话题扯得很远。他的大致意思说，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着工会的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应该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使中国工会处于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劳动关系方面，面临着新的利益格局。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工会不可能完全搬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而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和路子。
谢景新喝了一口水，颇为动情地说：“劳动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换来了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呢，那就是劳资力量的对比严重失衡！企业经营者阶层凭借雄厚的财富挤入社会政治舞台，在获得参政议政权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和控制了劳资对话中的强势话语权。反观劳工阶层，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情司空见惯。农民兄弟们，抱着改变生活状况的美好愿望来城里打工，从事着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受不到起码的劳动保护，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即使是那份微薄的工钱，还被业主拖欠和克扣。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一分工钱没拿着，他们怎么活呀？理解吗，坐在宽敞办公室里的老板们？理解吗，端着铁饭碗、衣食无忧的官员们？理解吗，阳光下一切幸福生活的人们？还有那些下岗失业职工，厂子破产了，他们被迫离开自己工作了数十年的岗位，带着茫然走向社会；单位停产了，他们怀着对企业重新振兴的希望，脚步沉重地走进社会；企业改制了，有的职工辛辛苦苦一辈子，起码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有利保障，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作为工会干部，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谢景新越讲越激动，他放大了声音说：“当那些职工群众遭受合同陷阱、工资拖欠、福利得不到保障等恶劣境遇困扰的时候，如果听不到工会有力的声音，感受不到工会强大的力量，那么，工会所做的一切与他们何干？这样的工会怎么会长久地生存下去！有一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那就是怎样使我们工会的工作更贴近职工的问题。工会工作为什么存在盲点？其核心就是工会管理体制行政化问题，就是还有衙门口的味道。这种虚的多、实的少的体制机制没法不脱离群众。我想主要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工会民主化的问题，一个是工会如何引进企业责任目标管理的问题。我觉得，有许多实际的情况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而且要作出回答和解决的。”
谢景新平静了一下情绪，继续道：“我之所以坚持要大胆改革我们工会现有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工作方式等等，并不是和谁过不去。大家知道，搞这样的改革也好，探索也好，无论成败，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至于一旦失败对个人的不利影响，我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谢景新这番发言，拨动了大家的心弦，在思想上引起了强烈共鸣。他发言完毕后，每个人的表态都显出了一种庄严和郑重。特别是尹玉和顾凤才，仿佛受到的感触更深，几次插话，并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方军尽管心有成见，但也作出感慨万分的样子。之后，他起座走向侧门，笔记本留在桌子上，水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