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利大军进抵渭水后，立即派遣心腹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刺探虚实。执失思力一见到李世民，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扬、胜券在握的口吻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你们的家门口了！”言下之意是让李世民放弃抵抗，服从突厥人的意志。
可是，执失思力错了。
李世民并不是那么好讹诈的。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与突厥人谈判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倾向于和谈，表面上就越是要摆出强硬姿态，拉出一副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架势，才能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所以，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执失思力一个下马威。只见他脸色一沉，冷冷地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给你们的金帛不计其数。可你们可汗却背弃盟约，引兵深入，竟然还毫不惭愧！你虽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德全忘，大言不惭地自夸强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头！”
执失思力大惊失色，慌忙请求恕罪。左、右仆射萧瑀、封德彝担心与突厥人闹僵，局面不好收拾，连忙替他求情，劝李世民按照礼节送他回去。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蛮虏一定认为我怕他们，就会更加放肆！”说完立刻命人逮捕执失思力，把他囚禁在门下省。
随后，李世民设下了一个疑兵计，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策马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河喊话，责备他违背盟约。就在颉利满腹狐疑之际，李世民等人的身后突然旌旗招展、铠甲耀目，漫山遍野几乎全是唐军。
颉利发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原本就已经感到不妙了，现在看见李世民又有恃无恐地挺身而出，背后的唐军更是军容浩大，脸上不禁露出惧色。
李世民命军队稍稍退后严阵以待，然后独自一人留下来与颉利谈判。萧瑀觉得皇帝太过轻敌，立刻拦住马头劝阻。李世民说：“我已计划妥当，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畿，是以为我们国内有变，而朕新登帝位，势必不能抵抗。我如果示弱，闭门拒守，蛮虏必定纵兵大掠，局势就难以控制。所以朕单骑独出，以示轻蔑之意；又炫耀军威，显示决战之心，这一切肯定都出乎蛮虏的意料之外，让他们难以应对。蛮虏孤军深入，必有惧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有把握。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等尽管旁观！”
其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颉利主动请和。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出长安西郊，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并馈以金帛。颉利可汗得到贿赂，如愿以偿地引兵北还。
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于无形。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渭水之盟。
很显然，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然而，毋庸讳言，渭水之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毕竟这是城下之盟，唐朝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才换取了这个和平的结果。对此，李世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对于后人来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李世民本人而言，与其说这次结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事迹，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心中长时间引以为憾的耻辱记忆。
换言之，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堂堂李世民，还是无可奈何地被要挟了一把。
所以，就在颉利可汗得到贿赂、满载而归的同时，李世民正在用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对萧瑀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在引兵北还的路上，颉利肯定颇有几分得意。他自以为这次趁火打劫非常成功，他自以为在李世民自顾不暇的时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颉利并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入侵唐朝，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从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贿赂了。
很快，他就将为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
通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就向颉利可汗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将东突厥砸得粉碎。而颉利可汗则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软禁生涯，最后抑郁而终。
可见，李世民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也绝不是毫无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典型表现。
为了政权的巩固和百姓的安宁，李世民竭力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没有为战争做准备。尽管已经贵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没有丝毫减退。
就在突厥人撤兵的几天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军将士训话。他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这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患的是每当边境稍微安宁，君王就沉湎于逸乐之中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御。而今，朕不打算征调你们去开凿池塘、修筑宫苑，只要你们专心练习弓矢。平常无事，朕就当你们的教练；突厥入寇，就当你们的将军。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
随后李世民就把显德殿庭当成靶场，每天召集数百名禁军将士训练射箭。他亲自主持考试，中靶次数多者，就赏赐弓箭、刀枪、布帛，同时给予他们的将领上等考绩。
此举顿时让满朝文武瞠目结舌。
按照唐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武器进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处以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带着一帮士兵在大殿前射箭，这算什么事？不但有失体统，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群臣吓坏了，纷纷劝谏说：“让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宫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却置身于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
有一个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听说此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今山西襄垣县）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
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却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虚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居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发现——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但却是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二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举措），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