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然后，我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读书，也不可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的兴亡之迹，就会心生惕厉，到那时，我等就会被疏斥了。切记，切记！”
闻此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顿生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止不住千恩万谢，频频叩首。
这一刻，仇士良苍白无须的脸上绽放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我虽然走了，但是我并没有输。
因为，我的精神将在一代又一代宦官的身上传承，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李唐的天子和文臣们，你们可要小心了！虽然我仇士良跟你们的较量结束了，但是我敢断言，在未来的朝堂上，我的徒子徒孙们跟你们之间的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李德裕的人生巅峰】
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的态度。如果成德与魏博愿意奉诏，这场仗还没开打，朝廷就已经赢了一半；可万一他们拒不奉诏，并且跟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了。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朝廷的诏令，成德与魏博的反应截然不同。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诏令，就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并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围的一座堡垒。可是，直到他的前锋攻入邢州境内月余，魏博的何弘敬却依然按兵不动。
王元逵频频向朝廷呈上密奏，称何弘敬首鼠两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后，李德裕当即对武宗说：“给何弘敬下一道诏书，称朝廷准备派遣王宰（讨伐昭义的主帅）率军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来，何弘敬必然担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
武宗依计而行，随即命王宰率部直趋魏博。
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指磁州。
从会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刘稹惶恐，不得不两次上书请降，但均被李德裕断然拒绝。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朝廷投诚，并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利用这些情报，又打了好几次胜仗，逐渐对潞州形成合围之势。八月，在王元逵与何弘敬的威逼下，作为昭义财赋重镇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继归降。至此，刘稹的败亡已成定局。
眼见昭义大势已去，刘稹身边的两个人就开始寻找退路了。
他们是刘稹的亲信大将郭谊、王协。
当初唆使刘稹拥兵自立时，这两个家伙最卖力，可眼下刘稹马上就要完蛋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当陪葬。
郭、王二人决定杀了刘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头换取富贵。
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问题在于，刘稹身边还有一个厉害角色——他的族兄刘匡周。
刘从谏临死前，有意安排刘匡周担任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稹。所以，要想除掉刘稹，就必须先摆平刘匡周。
为此，郭谊找了一个机会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坐镇帅府，向来刚愎自用，所以诸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他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之所以丢失，其根源就在这里。依在下所见，只有请十三郎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
少不更事的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叫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
刘匡周大怒：“我身在帅府，诸将才不敢心怀异图，我要是走了，我们刘氏必遭灭门！”
刘稹认为刘匡周是危言耸听，坚持让他走人。刘匡周万般无奈，只好交出中军兵马使的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
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郭谊和王协随即设计杀了刘稹，同时将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杀——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郭谊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部灭门。
八月十六日，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对抗朝廷，都是郭谊等人指使，可到了刘稹势穷力孤的时候，他们又卖主求荣，这种人要是不杀，何以惩恶！”
武宗点点头：“朕也是这么想的。”
几天后，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
郭谊、王协等人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的封赏，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最后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纸逮捕令。
与刘稹被杀时隔不过半个多月，郭谊、王协等参与谋杀刘稹的昭义旧将，便悉数被绑送长安，然后全部斩首。
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与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
自“元和中兴”以来，历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与跋扈藩镇的较量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这一次赢得这么漂亮，忠于李唐的万千臣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毫无疑问，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非李德裕莫属。
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李唐朝廷不可能获此完胜。
早在战事刚刚拉开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提了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为何屡屡失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是武宗李瀍想知道的。
李德裕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三大弊端。
其一，天子（包括他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就发出了三四道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必然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
其二，前线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
其三，监军宦官们往往将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将老弱残兵投入战斗。而且每次会战，监军宦官都会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崩溃。
指出这三大弊端之后，李德裕立即与枢密使杨钦义磋商，一起制订了一套对治之策，然后交由天子颁令实施。
这套对治的办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二、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
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张。如此一来，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施展的空间，因而才能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李瀍登基不过短短数年，为患帝国多年的“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武宗一朝，三大政治顽症只被控制了两个，剩下那个“朋党之争”不但未见消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当朝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也把他一举推上了一生仕途的巅峰。刚刚平定昭义不久，武宗便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他虽然表面上再三推辞，但最后还是笑纳了。
此时此刻，功成名就、位极人臣的李德裕最想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找那两个老对手算算总账了。
事实上，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时，李德裕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胜利，所以，他也早就为日后想要做的事情打下伏笔了。
当时，李宗闵正担任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坐冷板凳，李德裕觉得这老小子过得太逍遥，就给他扣上了一个“交通刘从谏”的帽子，把他逐出了东都，贬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
李宗闵压根想不起自己啥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情，可如今人家李德裕正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李宗闵只能自叹命苦，乖乖打起铺盖卷到湖州去了。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湖州这地方总还算山清水秀，日子也不至于太难过。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他的灾难只是刚刚开始。
只要李德裕当权一天，就绝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
会昌四年九月，亦即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后，李德裕就开始算总账了。他对武宗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不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大患，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武宗其实也知道这番话是扯淡——当时刘从谏一不叛乱二不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把他扣留？
不过，即便明知道李德裕是在扯淡，李瀍也会帮他扯。因为李瀍本人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也是应该的。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
潞州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
可是，结果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制造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
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孔目官）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阅后当即焚毁，所以现在找不到。”
人证有了，接下来就是物证。
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
牛僧孺时任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吕述是同事，所以由吕述来揭发，可信度很高。
最后，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述的书信一起呈给了天子。
毫无疑问，天子李瀍立刻作出勃然大怒之状，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后又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一个月后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而李宗闵则先是被贬为漳州（今属福建）刺史，继而贬为漳州长史，最后又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
会昌四年冬天，当罪臣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