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托，还把天子置于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一刻，宋申锡真的有一种五内俱焚之感。
他满怀惭悚，忧愤难当，最后把朝笏高高举过头顶，往延英殿拜了三拜，黯然转身离去。
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路隋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大惊失色，相顾骇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是谋逆大罪啊，还有什么好议的？更何况，宋申锡是皇上您钦点的宰相，现在居然犯了这种族诛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所以，皇上您还是自个拿主意吧，对这件事，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沉默是金。
李昂早就料到了。这几个成天忙于党争、一心想着巴结宦官的宰相不可能替宋申锡说话。
这场沉默的廷议实际上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授命王守澄，即刻逮捕晏敬则和王师文。王师文事先得到消息，连夜逃亡；晏敬则被捕，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
三月初二，宋申锡被罢相，贬为右庶子。虽然满朝文武对此案真相心知肚明，但上自宰相，下至群臣，无人敢替其喊冤，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等少数大臣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移交外廷审理。然而，晏敬则早就被郑注摆平了。即便是由朝廷的司法部门审理，他还是一口咬定宋申锡、王师文暗中与他交结，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既然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心替宋申锡申冤的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月初四，此案定谳，宋申锡等人的谋反罪名成立。
朝野上下都知道，等待宋申锡的结果只有一个——杀头。
同日，文宗召集太师、太保，以及台、省、府、寺等所有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对宋申锡的处置办法。
很显然，李昂心里仍然存有一线希望——他希望大臣们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替宋申锡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一条命。
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出了天子希望听到的声音，一致要求重审此案。李昂感到了一丝欣慰。可在场面上，他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姿态给宦官们看。他对谏官们说：“宰相们对此案已经没有异议，你们还是退下去吧，不必再坚持。”可谏官们却不肯退下，崔玄亮流泪叩首说：“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何况是宰相！”
李昂用一种近乎感激的眼神看了崔玄亮一眼，说：“既然诸位爱卿如此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议一下。”
李昂随即又召集宰相廷议。牛僧孺看出了天子的心思，便顺水推舟说：“人臣禄位，最高莫过宰相，宋申锡既已为相，若真有谋反企图，到头来仍不过是宰相而已，还能得到什么？故依臣看来，宋申锡当不致如此。”
郑注风闻朝臣们开始同情宋申锡了，担心万一重审、而晏敬则又顶不住翻供的话，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连他都得搭进去。思虑及此，郑注只好退了一步，劝王守澄放宋申锡一条生路，以免闹得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澄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郑注的建议。
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
晏敬则等案犯则被处死或流放，同时还株连了一百多人。
同日，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
他就是宫中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澄的宦官马存亮。
不知是不是已经被王守澄施压，还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威胁，总之，马存亮是铁定了心要走了。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宋申锡一案中把王守澄彻底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对于马存亮的心境，李昂比谁都清楚。尽管他很不情愿让身边唯一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宦官就这么离开自己，可他还是不得不批准了马存亮的致仕请求。
因为李昂知道，要是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他的下场绝不会比宋申锡更为美妙。
马存亮走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宋申锡因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你们都逃离了，解脱了。只剩下朕一个孤家寡人，不知要往哪里逃？
太和五年的暮春，连绵不断的雨水一直顽强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唐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看见孤独像一张无边的巨网把他层层笼罩——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党争进行时】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李宗闵不禁忧心忡忡。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所以，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没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随后，李德裕便率领他那些“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