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
李吉甫和权德舆对视一眼，连声说微臣不敢。
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说给李吉甫和权德舆听的，而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他一直坚持“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初贬谪元义方时，宪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这回又旧话重提，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
李绛趋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说：“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要看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称，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谁能逃得过？”
宪宗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强作笑颜：“对，贤卿说得有道理。”
话虽这么说，但宪宗和李绛彼此都很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权德舆则始终当骑墙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宪宗对这个宰相班子越来越不满，遂于这一年二月罢免了权德舆，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
武元衡其实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的。此后，因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来，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几年，颇有政绩，而且把当地蛮族也安抚得服服帖帖，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宪宗现在想为宰相班子输入新鲜血液，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李吉甫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个宰相有两个是鹰派，只有李绛一个是鸽派，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这年岁末的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李绛说：“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从几个月前暗示李绛不要搞裙带关系，到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宪宗如今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李绛当然知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从而遭到禁锢，被剥夺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再者说，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吗？”
说出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所以，与其灰溜溜地被人赶下台，还不如急流勇退，辞职走人。
此后，李绛以足疾为由数度上表请辞。宪宗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将他罢为礼部尚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复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
李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至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武元衡被刺案】
在李吉甫和李绛的斗法中，始终处于下风的李吉甫最后居然胜出了，这实在是令他喜出望外，同时也让他充满了世事难料的感慨。
喜悦和感慨之余，李吉甫当然要竭尽全力报答天子隆恩了。
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立即向宪宗进言：“淮西不像河北，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有几十万人，国家的人、财、物力都无法再维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严绶为招抚使，会同宣武等十六道兵马讨伐吴元济。
吴元济一边出兵抵御，一边遣使向成德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断然拒绝。
李师道很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当然不愿坐视朝廷平灭淮西，可同时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一时颇为踌躇。他平日豢养的一帮死士见状，就向李师道献计：“打仗最急需的，莫过于粮食和物资。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储存在河阴仓（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桃花峪），我等愿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招募一批人潜入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财物，并纵火焚烧东都宫殿，闹他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朝廷还没来得及平灭淮西，就要先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支援吴元济的一个策略。”
李师道闻言大喜，遂依计而行。
此后不久，东都洛阳陆续发生了一些骚乱事件，令当地士民人心惶惶。这一年四月十日深夜，河阴转运院又突遭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攻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三十余万贯、帛三十多万匹、谷子三万多斛全部被焚毁。
消息传到长安，满朝震骇。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
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然而，战况却并不理想。
朝廷由于参战部队众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所以一直没取得实质进展。五月，宪宗命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视察战况。裴度回朝后向皇帝表示，局势仍然对朝廷有利，平定吴元济只是时间问题。宪宗遂坚定了讨伐的决心。
李吉甫在去年十月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病逝了，此后宪宗便把用兵事宜全部交给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将使者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衡。
这一年六月三日，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夏日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武元衡就已经行色匆忙地走在上朝的路上。
前线战事正酣，事务异常繁忙，所以武元衡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此刻，他脑中还在想着昨日未处理完的一批紧急公文。武元衡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宁静的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悄然向他袭来。
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出他所居的靖安坊的东门，前方的薄雾中突然射出几支利箭。侍从们大惊失色，当即逃散。还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已经冲到他的坐骑前。
一道刀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
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
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一位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遭到了行刺。
不过，裴度比武元衡幸运。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了裴度头上，但裴度头戴的毡帽极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被砍伤的裴度翻身落马，掉进路边的阴沟里。刺客正欲冲上去再补一刀，却被裴度的侍从王义从背后一把抱住。
王义死死抱住刺客，同时大声呼救。刺客惊恐，慌忙一刀砍断王义的手臂，夺路而逃。
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震惊了整座长安城。
居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一位大臣，这无疑是对朝廷的极大藐视和挑衅。
宪宗暴怒，严令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捉拿凶手，并下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保护，而且要求卫兵箭上弦、刀出鞘，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首善之区陷入了一片莫名的恐怖之中。此后数日，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上朝，以至宪宗一连数日都要在金銮殿上枯坐，苦苦等候文武百官上朝。
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当朝大员此刻都成了惊弓之鸟，令一直躲在暗处的刺客窃笑不已。
几天后，得意洋洋的刺客又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们居然致信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说：“谁先急着抓我，我就先把谁干掉！”
相关的各级官员接到刺客的恐吓信，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随后，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停滞。各级衙门仿佛开始了一场缉拿凶手的比赛——不是比谁先抓到凶手，而是比比看谁的动作更慢。
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
就在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忍无可忍地跳了起来。他叫许孟容，时任兵部侍郎。许孟容跑去见宪宗，悲愤难当地说：“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随即奏请宪宗起用裴度为宰相，以此表明朝廷讨伐淮西的坚定态度，并请宪宗严令各级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