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说，宰相不过才几个人，怎么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如果所有官员都由宰相亲自遴选，宰相势必也要辗转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如此一来，公开推选就变成了私下举荐，阳光政务就变成了暗箱操作（易明扬以暗投），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流弊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自古以来，只要是实行人事改革，就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不遭到毁谤。”
第三道奏疏说：“今日之宰相，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今日之台省长官，必是将来之宰相，只是官职有所变化，做事情的方式不会马上改变。既然如此，哪有当台省长官时没有能力推举一两个下属，一旦居宰相之位，便有能力遴选千百个官员？所以，若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要由最高领袖选拔宰辅大臣，宰辅大臣选拔中层官员，中层官员选拔下级官吏——没有比这种层层负责的办法更好。总之，选拔人才的时候，接触面越广越好；考核他们的能力和绩效时，标准则越精细越好。这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
陆贽这三道奏疏，摆事实讲道理，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都分析得十分透彻，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把人事制度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然而，德宗的脑袋并不清醒。
无论陆贽如何苦口婆心、据理力争，他还是执意追回前诏，罢废了这项新政。
德宗虽然迫于时势，不得不提拔陆贽为相，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喜欢这个人。在德宗看来，陆贽身上的种种闪光点似乎都太过刺眼了。
就拿“清廉”这个品质来说，按理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点，没有哪个领导不喜欢自己的手下清廉，可德宗偏偏就是看不惯陆贽的清廉。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春，德宗让人转告陆贽，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你做人太过清廉和谨慎了！各道馈赠的礼物，你一概拒绝，恐怕不通人情，像马鞭和靴子之类的小东西，就算接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陆贽闻言，顿时哭笑不得。
面对这样的糊涂天子，他也只能再次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官员接受贿赂，就算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根据唐朝律法，监守自盗者，一尺布打四十棍；受贿枉法者，一尺布打一百棍）。即便是低级官吏，也要严禁受贿，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既然与人私下收受结交，就不能不满足他的请求，于是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江河泛滥遂至成灾！再者说，若接受某甲的东西而拒收某乙的东西，则某乙必定会有怨言；若无论何人概不接受，大家便习以为常，又怎么会对宰相生出猜嫌之心？”
不知道陆贽的这番道理有没有说服德宗，反正仅从“鼓励宰相受贿”这一点来看，说德宗是糊涂天子就不算冤枉他。暂且不说大唐的律法对贪污受贿的惩罚是何等严厉，就算没有这些律法，一个皇帝也应该深深懂得“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
当年太宗李世民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就大发雷霆，打算砍掉那个人的脑袋，没想到如今的德宗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劝说宰相受贿。太宗皇帝倘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虽然德宗只是劝宰相收一些马鞭、靴子之类的小东西，可就像陆贽说的那样，方便之门一开，谁的欲望不会膨胀？马鞭、靴子既然“奉旨”可收，黄金美玉凭什么不能“奉旨”而收？
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有德宗李适这样的天子，大唐帝国重回太平盛世的可能性即便不说是零，恐怕也是微乎其微了。
陆贽很不幸。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的现实。在德宗手下当宰相，陆贽注定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在陆贽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陆贽的满腔热忱和宏大抱负，最终只能化为一摞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
一直到许多年后，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流传于世，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窥见一种清明透亮的政治智慧，并且感受到一种超迈高洁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陆贽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
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可德宗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
对李适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而甚至于是感到愤怒了。相形之下，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
而这个裴延龄，正是卢杞当年在位时引荐的。
【官场铁律：劣币驱逐良币】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当初的卢杞最善逢迎，如今的裴延龄自然也是精于拍马。有一次，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却遍寻不获，结果裴延龄马上说：“臣最近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山谷里，发现了几千棵大松树，高达八十尺！”
德宗很诧异，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木材，却一直找不到，为何现在忽然有了呢？”
裴延龄答：“天生珍材，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可能找得到！”言下之意，如今的天子比缔造了开元盛世的玄宗还要圣明。
德宗闻言，表面上虽不动声色，实际上却浑身酥麻，受用无比。
当然，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不仅是因为他很会说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裴延龄很会帮朝廷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搞钱。
贞元九年七月，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奏称：“臣自从就任判度支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赋税多达八百余万缗，此外，已征收各州的交易税三百万缗，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三十万缗。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季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三个月清查一次；另外设立一个‘月库’，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
裴延龄这道奏疏相当于他上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里头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成绩，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德宗看了奏疏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
然而，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
不，他是个冒牌货。
他所发现的巨额欠税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闻。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可没人能把这笔款收上来。因为欠税的对象均为赤贫或破产的农民，所以这笔巨额欠款早就成了呆账坏账（徒存其数）。此事财政部门尽人皆知，可裴延龄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鼓吹，把它当做上任后的一大政绩。这件事除了忽悠一下外行人德宗李适之外，只能让内行人视为笑柄。
再来就是三百万缗的交易税。这笔钱其实左手收进来右手就花出去了（给用旋尽），到裴延龄汇报政绩时，这笔钱估计已经一文不剩，可他却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什么“季库”，好像国库里头的钱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
最后就是管理贡物的所谓“月库”。这也纯属脱裤子放屁的无聊之举。因为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中的经常项目（皆左藏正物），何必多此一举，另立管理部门呢？
很明显，裴延龄之所以要脱裤子放屁，目的就是“虚张名数以惑上（德宗）”。这就像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人去拍相亲照，为了掩饰谢顶的尴尬，只好先把仅有的头发梳到左边拍张左侧照，再把头发全部梳到右边拍张右侧照，这样不管左看右看就都很帅了，其实他的秀发梳来梳去也就那么几根。
裴延龄就是拿着这样的“相亲照”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幸。“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裴延龄为了报答德宗的知遇之恩，除了尽力“充实”国库之外，当然也要尽力充实德宗的小金库。
可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算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一窍不通，怎么才能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
很简单，把国库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就行了。
怎么挪？
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
作为一个擅长挪移大法的“半秃头”，裴延龄绝不会说右边的头发是左边梳过去的，而会说左边的头发非常富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梳一些过去给右边。再说了，就算是三毛，人家理发的时候也能理个“三七开”，即使再掉一根，人家还可以理个“中分”嘛，所以裴延龄头上的毛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他左右倒腾了。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秋，裴延龄向德宗奏称：“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财物遗失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中找出银子十三万两，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价值应该一百万钱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羡余），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
德宗笑了。
看来裴延龄果真是个理财高手！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