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盯着张九龄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说：“虽离，乃复有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严挺之和他前妻虽已离异，仍旧不免有私心！
玄宗这句话一锤定音，为王元琰贪污案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也把严挺之和张九龄一块定了性。
次日，玄宗颁下一道诏书：王元琰贪赃受贿，罪证确凿，流放岭南；严挺之徇私枉法，为罪犯开脱罪责，妨碍司法公正，贬为洺州刺史；张九龄不仅徇私包庇属下，且有交结朋党之嫌疑，免去中书令之职，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素与张九龄交厚，也有结党之嫌，免去侍中之职，罢为尚书左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在同一份诏书中，玄宗郑重宣布——由李林甫取代张九龄，出任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就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两道任命状，就像是狠狠扇在张九龄脸上的两记耳光。
你说李林甫最终将危害朝廷社稷，那朕就让他取代你，让他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看他到底如何祸国殃民！
你说牛仙客是边陲小吏，连做尚书的资格都没有，那朕就偏偏让他当尚书，还要让他当宰相，看他当不当得起！
既然朝廷是朕的朝廷，社稷也是朕的社稷，那么只要朕愿意，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是的，只要玄宗李隆基自己愿意，确实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上（李隆基）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随着张九龄的罢相和李林甫的崛起，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由俭入奢、由明而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从开元二十四年的这个冬天起，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那个“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冬天，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偌大的帝国之中，确实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大唐天子李隆基走向深渊的脚步。
当然，李隆基是无法预见未来的。
连西方哲学家休谟都十分怀疑明天的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李隆基又如何预见未来呢？
不要说二十年后的事情，就算接下来马上要发生的这一幕人伦悲剧，也是李隆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到的……
【太子废立】
作为一个皇帝，李隆基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不仅通过个人奋斗攫取了大唐天子的宝座，而且通过不懈努力缔造了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所以，就算用“天纵神武”“雄才伟略”这一类夸张词汇来形容他，似乎也不算过分。然而，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李隆基的表现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开元十二年，他无情地废黜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王皇后，导致她随后抑郁而终。时隔十三年后，他又亲手废黜了太子李瑛的储君之位，同时废黜了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的王爵，在同一天将这三个儿子贬为庶人，旋即又全部赐死。
尽管这些决定都出自玄宗本人之手，但是这一幕毕竟是谁也不愿看见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无论如何都是人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那么，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父亲不顾一切地对三个儿子痛下杀手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武惠妃容不下他们。
太子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据说长子李琮小时候被野兽抓伤了脸，故因破相而无缘太子之位），李瑛的生母就是李隆基当年在潞州爱上的那个歌姬赵氏，后来封为赵丽妃。在李隆基当临淄王时，最宠爱的妃子有三个，除了赵丽妃外，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皇甫德仪生玄宗第五子鄂王李瑶，刘才人生第八子光王李琚。由于三个母亲都得宠，这三个儿子自然也备受玄宗的疼爱。
然而，几年以后，当那个美艳动人又野心勃勃的武惠妃出现在玄宗身边的时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李隆基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了武惠妃和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身上，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恩宠渐衰，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也随之丧失了原有的父爱。
相同的愤怒、嫉妒和忧伤，迅速在这三个年轻人的心中泛滥开来。
那个妖精武惠妃和她的儿子，凭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博得父皇的专宠？父皇身为一国之君，岂能如此偏心，如此薄情，如此寡恩？！
这不公平！
三个同病相怜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这样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互倒苦水、怨天尤人。
在人与人之间，负面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就像流感一样，只要一个流鼻水，旁边的人很快就会打喷嚏，而太子李瑛的这个悲情组合也是如此，只要其中一个眉头微皱，另外两个必定长吁短叹，最后就是三个人一起捶胸顿足，指天骂地。
太子李瑛并不知道，他和两个弟弟的所有“怨望”言辞，已经一字不漏地落进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就是驸马都尉杨洄（娶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
自从王皇后被废黜后，武惠妃就把下一个打击目标锁定在了太子身上。她相信，只要抓住太子的把柄，往皇帝那里一捅，再加上宰相李林甫在外朝声援，她就一定能够扳倒太子。
为了掌握太子的一举一动，武惠妃就把窥伺东宫的任务交给了女婿杨洄。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太子李瑛恰恰又是一个毫无城府、感情用事的人。他那些怨天尤人的牢骚怪话，非但无以改变自身的处境，反而只能把自己推向绝地，遂了武惠妃的心愿。
开元二十四年冬，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望言行一五一十地向武惠妃作了报告。武惠妃即刻发飙，跑去向玄宗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妾身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咒骂皇上……”
玄宗勃然大怒，马上召集宰相，准备把太子等三人一起废了。
当时张九龄还在相位上，他当然不允许皇帝随便听几句谗言就废掉太子，于是坚决谏阻，说：“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未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采纳独孤后之言废杨勇、立杨广，最终丧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绝对不敢奉诏！”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中用的太子吗？何必跟朕大掉书袋，还一口一个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朕看你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
玄宗脸色铁青，闷声不响。
尽管对张九龄的谏言很不以为然，可废黜太子毕竟不是一件小事，要让玄宗真的撇开宰相一意孤行，他一时倒也下不了决心。
正当玄宗举棋不定之时，李林甫投出他关键的一票了。
当然，李林甫是从来不会跟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的。在众人廷议的时候，他故意不置一词，一直等到下殿之后，才故伎重施，凑到一个近侍宦官的耳边嘀咕了一句：“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显而易见，李林甫这句话，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武惠妃对他的拜相出力甚多，他理当回报；二、迎合皇帝，打击张九龄，向首席宰相之位再靠近一步；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他李林甫就立下了定策之功，来日李瑁当皇帝，他这个大功臣自然可以把朝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李林甫自以为此言一出，皇帝一定会采取行动，而太子李瑛也一定会乖乖地滚出东宫。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武惠妃自己居然走了一步臭棋，结果就把煮熟的鸭子弄飞了。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武惠妃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功亏一篑，问题就出在她太过心急了。
就在玄宗因张九龄力谏而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竟然吩咐一个心腹宦官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言下之意，只要你张大人高抬贵手，来日李瑁入继大统，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武惠妃的这个举动堪称愚蠢之极。她明明知道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派人去跟他做交易，其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张九龄指着那个传话宦官的鼻子一通臭骂，第二天就把武惠妃的那句蠢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皇帝。
玄宗一听，心里老大不是滋味。
原本他还以为是太子三兄弟合起伙来欺负武惠妃母子，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可现在看来，反倒是武惠妃有耍弄阴谋诡计的嫌疑。尤其让玄宗感到不悦的是，武惠妃企图与外朝宰相联手颠覆东宫，这是典型的妇人干政，大大地触犯了忌讳！
所以，经过武惠妃这么一折腾，玄宗也就矢口不提废黜之事了。
太子李瑛就此躲过一劫。
可是，他并没有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随后的日子，他照旧和两个弟弟天天泡在一块，不是骂武惠妃就是埋怨皇帝，没半点新鲜的。
很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其低下的太子，也是一个丝毫没有谋略的太子。在帝国宫廷这样一个危机四伏、万分险恶的环境中，在武惠妃处心积虑、咄咄逼人的夺嫡态势之下，如此不善于自我保护的太子，注定是要完蛋的。
废黜风波刚刚过去没几天，帝国高层的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子李瑛的保护伞张九龄被赶下了台，武惠妃的政治同盟李林甫出任首席宰相。
一时间，东宫的上空再次乌云密布。
不过，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但毕竟还是尚书右丞，对朝廷的很多事情还是有发言权的，只要他还在朝中，东宫就没那么容易被颠覆。
可令人无奈的是，张九龄现在已自身难保了。
因为李林甫不想放过他。
为了彻底杜绝张九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李林甫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算把他逐出朝廷。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机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