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百思不得其解。
实际上，萧至忠并未改变立场。他确实已经投靠了韦后，但这不等于他一定要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敌。
说白了，他之所以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并非出于政治立场，更非出于道德良知，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在他看来，大权独揽的武三思一死，朝中的政局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韦后这个格局狭小，轻浅浮躁的女人能否斗得过器识深远，机智沉稳的太平公主？能否迅速填补武三思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稳定地、持久地掌控朝政？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所以，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萧至忠绝不愿像宗楚客和纪处讷那样，把宝全押在韦后那一头。他宁可暂时采取骑墙态度，两边都不得罪，静观事态发展。他相信，等尘埃落定之后，再选择自己的政治队列也为时不晚。
后来的事实证明，萧至忠的这种骑墙态度确实很明智。几年后韦氏一党垮台，睿宗李旦即位，太平公主用事，他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地方刺史。但他凭借此次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功劳，轻而易举地攀上了太平公主，旋即回朝担任刑部尚书，不久又复任中书令，一度成为帝国政坛的不倒翁，并且被太平公主视为心腹股肱，让很多人艳羡不已。只是萧至忠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太平公主居然那么快就被她的侄子李隆基给收拾了。而萧至忠作为太平公主的死党，最终也没能逃过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萧至忠极力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同时，右补阙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也上疏说：“自古以来，因委任异姓，猜忌骨肉而导致国破家亡者不知有多少，陛下岂可不鉴察？如今，陛下身边的宗室至亲已经所剩无几，且登基不久，便有一子因故贬窜，一子弄兵被诛，惟余一弟朝夕侍奉左右，陛下不可不慎啊！”
李显顿时产生了莫大的迟疑。
问题倒不是萧、吴二人的劝谏果真唤醒了李显的骨肉之情，而是他们的话提醒了他——李旦和太平绝非一般人。他们所拥有的身份、地位、资历、功勋、声望，放眼当今天下，几无一人能及。不要说满朝文武和王公大臣，就是他李显本人在这些方面也比不上这两个弟弟妹妹。
这些年来，太平公主利用她特殊的地位，卓着的声望和雄厚的财力，已经在朝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谁也说不清哪个朝臣曾受过她的提携，或者得到过她的什么好处。正因为此，李显才会一不留神就钦点了一个极力替嫌疑人说话的主审官，闹出一个自摆乌龙的笑话。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萧至忠曾经受过太平公主的恩惠，但是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萧至忠对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心存忌惮。
基于上述理由，李显不得不重新考虑，倘若执意对李旦和太平公主下手，会不会激起难以意料的变故？他们会不会像太子李重俊那样，跟他李显拼一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李显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促使李显重新考虑的因素就是——指控李旦和太平公主参与政变的理由本来就很难成立。
众所周知，李旦和太平公主是拥立李显复位的功臣，神龙政变后，他们的政治待遇和威望都已达至人臣顶点，若说他们参与李重俊政变，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就算政变成功了，他们也不过是再当一回功臣而已，不可能得到比现在更大的利益；而一旦失败，他们便会丧失所有。在这样的利弊权衡之下，他们还会参与李重俊的政变吗？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若要强行将他们定罪，不仅不能让满朝文武和天下人信服，而且还有可能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拔刀相向。倘若真的逼得他们动手，那后果绝不会像李重俊政变那么简单，而极有可能是第二次神龙政变。
想到这里，李显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罢了罢了，还是谁也别玩火，大家相安无事的好。
随后，李显马上作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撤销了对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指控，宣布从此不再追究此事。
没能扳倒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韦后一党很不甘心。不过他们其实也很清楚，以他们目前的实力而言，要想把这两个功高望重的帝国大佬一举置于死地，似乎还欠些火候。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壮大实力。
为此，他们随即把矛头转向了时任右仆射兼中书令的魏元忠。
只有除掉此人，韦后一党才能彻底把持帝国的权力中枢。
魏元忠位居百官之首，按理说权力应该很大，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自从回朝复相的那天起，魏元忠就一直受到武三思一党的打压，表面上贵为首席宰相，实则根本无力制约武氏一党，以致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都对他颇为失望，认为他尸位素餐，不堪为百官表率。河南的一个低级官吏甚至专门写信骂他，并历数当今朝政十大阙失，说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魏元忠一边受到武党的打压，一边又被士人们在背后戳脊梁骨，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内心大为郁闷。直到李重俊政变爆发，武三思被杀，他才有了一种重见天日之感。
但是，这场政变也给魏元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他儿子死了。
李重俊发动政变时，魏元忠之子、太仆少卿魏升遭到胁迫，无端卷入其中，事后又被乱兵所杀，不仅死得稀里糊涂，而且还背上了一个“勾结逆党”的罪名。魏元忠悲愤难当，于是四处扬言：“元凶首恶已死，现在就算把我拿到油锅里炸了，我也死而无憾，只可惜太子英年早逝，死得太不值得！”
魏元忠这句话，既是在为太子鸣冤，又是在替自己的儿子叫屈，显然是“大逆不道”之言。中宗念在魏元忠是三朝元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东宫旧属，所以不予追究。然而，后党骨干宗楚客、纪处讷等人却死死抓住魏升参与政变的把柄，指控魏元忠与太子通谋，奏请中宗“夷其三族”。当然，李显马上否决了宗楚客等人的奏议。
虽然有皇帝保他，可魏元忠还是强烈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为了让自己的“三族”数百口人免遭灭顶之灾，魏元忠不得不主动递交了辞呈。
李显知道魏元忠老了，再把他留在朝中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没有挽留他，而是让他以特进（正二品散官）的官职致仕，并保留每月初一、十五两次进宫朝见的权利，算是给了他相当高的离休待遇。
首席宰相魏元忠一倒，后党的势力立刻崛起。
太子政变后不过两个月，宗楚客、纪处讷便同时拜相，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由于担心魏元忠卷土重来，宗楚客等人随后一再上奏中宗，一意要置魏元忠于死地。
率先出招的是刚刚被宗楚客提拔为御史中丞的姚廷筠。他在奏疏中说：“想当年，侯君集虽然是开国元勋，可当他谋反的时候，太宗向群臣求情想饶他不死，群臣坚决不同意，太宗也只好含泪将他处斩；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佑等人叛乱，虽是至亲，皆依国法处分。元忠功勋不及君集，身份不属国戚，儿子名列叛党，自该满门抄斩，把家宅夷为池沼！陛下仁慈，难免受其迷惑，故一再掩饰他的罪过。臣今日不惜触犯龙麟，忤逆圣意，实在是因为此事关系到社稷大业！”
姚廷筠的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李显无力反驳，只好退了一步，命大理寺收押魏元忠，随后贬为渠州（今四川渠县）司马。
紧接着，已升任给事中的冉祖雍再度发飙，上奏说：“魏元忠既然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不应该授予他渠州司马的官职。”与此同时，同为后党成员的侍中杨再思和中书令李峤也随声附和，要求严惩魏元忠。
李显忍无可忍，终于发火：“元忠为国效力多年，朕才特意赦免他，诏书已经发布，岂能一改再改？更何况，裁决之权理应在朕的手中，你们上奏个没完，是不是成心为难朕？”杨再思等人从来没看过皇帝发怒，顿时大为惶恐，一再磕头谢罪。
然而，魏元忠一日不死，宗楚客便一日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再次授意监察御史袁守一上疏：“重俊是陛下的儿子，尚且加以罪刑昭明国法；元忠既非元勋亦非国戚，岂能单独逃脱法网？”
这句话显然戳到了李显的痛处。
他不得不再退一步，把魏元忠贬为务川（今贵州沿河县）县尉。
尽管一退再退，可李显的底线也非常明确——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魏元忠一条命。
宗楚客仍不死心，命令袁守一再奏：“则天太后当年卧病上阳宫，狄仁杰请求由陛下监国，可魏元忠却上密奏反对，这证明魏元忠心怀逆谋，为时已久，请将他处以极刑！”
李显没好气地说：“依朕看来，人臣事主，必须一心，岂有主上小疾，就马上请太子主持政务？这是狄仁杰想讨好我，不见得魏元忠有错，你袁守一怎么可以借以前的事情陷害他？”
就这样，中宗李显再次把诛杀魏元忠的声浪压了下去。
可是，魏元忠最后还是死了。
因为他已经年迈体衰，再也经不起这种一贬再贬的折腾了。魏元忠没有走完他的贬谪之路，而是中途死在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区）。
目睹老臣魏元忠的凄凉结局，正直的朝臣无不感到义愤填膺。
然而，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因为，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韦后的政治模仿秀】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春天，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繁华的长安就像一位富丽雍容的贵妇一样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娇美灿烂的容颜。在这样一个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季节里，大唐帝国的皇后韦氏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也迎来了第二次青春。
是的，尽管她已人到中年，但是谁规定“青春”只能用生理年龄界定，而不能用心理状态衡量呢？谁说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就不可以拥有青春常驻的生命状态呢？
至少在韦后的记忆中，这世上就曾经有一个女人青春了一辈子。
准确地说，是用一种年轻的心态活过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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