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涂了？刚刚在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自己又把它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他到底什么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议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反对。
中书令郝处俊忧心忡忡地说：“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于后，犹日之于月，阳之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成祸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同时，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说：“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唐会要·识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见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的立场却不难推知。比如刘仁轨，曾是李义府的头号政敌，而且历来反对武后临朝，他当然不会支持天后摄政；再如戴至德和张文瓘，长期兼任东宫僚属，在李弘最后一次监国期间又曾实际主持政务，和武后之间无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紧张关系。因此，高宗的动议必然会遭到宰相们的否决。
虽然这个逊位动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此举却让宰相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给后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都知道，早在李弘临死之前，高宗就已经宣布要禅位给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后，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贤立为太子，并且强烈表现出要让他尽快接班的样子，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宗又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逊位给武后呢？如果说是由于不堪忍受长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脱卸治理天下的重担，那他为什么不干脆传位给李贤呢？
对此，诸多史书都语焉不详，一概没有对高宗的动机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对于高宗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我们又该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外来压力。
准确地说，是受到了来自武后的压力。
从政治角度来看，武后无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她借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积聚政治实力，为夺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李贤继位东宫之后，武后明显察觉高宗在用速成的办法培养李贤，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会把皇位传给李贤。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武后的危机感自不待言。尤其是当高宗把整个宰相班子及李弘的原班人马全部转为新太子的属官时，武后更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武后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向高宗施加压力，希望他主动逊位。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成本最低的办法。要是高宗答应，那当然最好不过，因为谁也不用再提着脑袋拼个你死我活；就算不答应，武后权当投石问路，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武后真的向高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施加压力，那高宗又会作何反应呢？
第一反应，高宗肯定是非常不爽的。要是他真有逊位给武后的想法，又何必等到今天？早一天把权力交给武后，不是什么事都没了吗？所以，不管武后采用什么方式施压，高宗刚开始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可他为什么最后又同意了呢？
依笔者看来，高宗很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宰相们做一个试探。也就是说，尽管高宗已经把宰相们都任命为太子贤的属官了，可他们毕竟一直是故太子弘的人。如今虽说李弘不在了，可宰相们能够把他们当初对李弘的忠心，全都贡献给新太子李贤吗？
对此，高宗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高宗就有必要通过“逊位”之举来试探宰相们。
如果我们的上述推测成立，那么高宗的“逊位”动议显然是很聪明的：一方面，他可以把这颗皮球踢给宰相，要是宰相们投反对票，那武后自然就无话可说；另一方面，就是借此试探宰相们对太子贤，包括对高宗本人的忠诚度。
高宗的逊位动议被宰相否决，最失落的人莫过于武后了。
不管这个动议是她的主意还是高宗本人的，总之这个结果是她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显然在向武后表明——如今的皇帝、宰相、太子，俨然已是“三位一体”了，无形中都把矛头指向了她。
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反对派，武后该怎么办？
她自然有她的手段。
对于高宗，武后基本上没有任何顾虑。今后她只要继续扮演“贤内助”的角色，高宗就不能拿她怎么样。
对于宰相，武后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但她也并不十分担心——当初长孙一党何其强大，最后不也是在她的严厉手段之下纷纷垮台、人亡政息了吗？所以武后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她就能把宰相班子逐一换成自己的人。
至于说对付太子李贤，武后更是拥有绝对自信。她决定拿出驯服狮子骢的惯用方法——先用鞭子抽，如果不服的话，再用铁锤和匕首！
随后的日子，武后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开始对李贤进行调教。她命北门学士送给李贤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太子；另一本是《孝子传》，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乖儿子。与此同时，武后还不断写信给李贤，对他的种种过失和缺点大加数落，最重要的，当然是指责他不孝。
然而，让武后断然没有料到的是，李贤不仅把她送的书扔到了一边、把她的谆谆教诲全都当成了耳旁风，而且还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她进行了强有力的还击。
李贤的还击就是——写书。
关键时刻，李贤早年勤奋好学打下的根柢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学着母后的样子，很快召集了一帮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人，卷起袖子，准备为一部史书作注。
哪一部？
《后汉书》。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李贤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部书呢？
原因很简单，整个东汉一朝最显着的历史特征，莫过于太后临朝和外戚擅权！而今李贤专门挑出这部书来作注，摆明了就是要跟武后叫板。
对不起，你想教育我怎么当一个好太子和乖儿子，那就请你先用这部书照照自己，看你是如何做一个好皇后和好母亲的！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十二月，李贤的《后汉书注》大功告成。他立刻郑重其事地把书献给了高宗。高宗大喜，就像当初看到李弘献给他的《瑶山玉彩》一样，内心充满了欣慰，当即赐给李贤三万匹绸缎。
李贤注此书，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向朝野上下显示自己的才学，进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当年的秦王和如今的武后，延揽学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以此对母后进行坚决的反击！
虽然带有这么多政治目的，可李贤这部注疏的学术价值却不可低估。清末学者王先谦曾经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意思是说，李贤（谥号章怀太子）所注的范晔《后汉书》，水平不低于颜师古（曾任秘书少监）所注的班固《汉书》。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的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注本。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后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后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李贤可以无视她的鞭子，她当然只能动用铁锤和匕首了。
仪凤元年，新太子李贤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武后抗争并决裂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在步李弘之后尘。
很显然，这是一条不归路。
正当武后与太子的冲突日渐升级之际，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又在宫中不胫而走。流言说太子李贤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
没有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知道它一下子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使得武后和李贤原已异常紧张的母子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自信而倔强的李贤也不得不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他知道，尽管这种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值得深究，更不值得让人牵肠挂肚，可他还是不无痛苦地发现——这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因很简单，只要算一下武后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自然就显得疑窦丛生了：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十二月，其间相隔二年。这本来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在弘和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