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定，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扞卫的屏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而东突厥就算重建，也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
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即撒腿往南跑，管他三七二十一。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奶奶的，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么！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
阿史那思摩风闻敌人来了，赶紧带着他的部众一溜烟跑进了长城内，一直到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才停下来喘气，随即派快马去长安告急。
阿史那思摩说他要为大唐“守吠北门”。如今看来，“守”是谈不上了，“吠”倒是吠得挺及时。
该来的终于来了。
其实李世民早就在等这么一天。
重建东突厥，让阿史那思摩迁居漠南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防范，二是试探。如果薛延陀有自知之明，与东突厥相安无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假如它始终不愿放弃扩张的野心，那就利用东突厥的复国来刺激他们，使其狼子野心尽早暴露，那么大唐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颗日渐壮大的毒瘤。
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还不如说他担心薛延陀不来打。
道理很简单——乙失夷男要是够聪明的话，再忍个十年八年，到时候唐朝要铲除薛延陀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一月，李世民迅速做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命兵部尚书李世积、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等人，分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大军出征之前，李世民特地召集众将面授机宜：“薛延陀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