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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有几个从啤酒馆喝完酒回家的德国男人从他们的身边擦肩而过，很浓的酒气搀在体味里，谭央不禁皱了皱眉。毕庆堂对她说，“你晚上不要一个人出来，路上统共没几个人，又偏偏都是酒鬼。”谭央点头，“我知道，不上课的话，我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毕庆堂笑着说，“只要安全上没问题，我还是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的。”谭央听出他话里的潜台词，故意不搭腔，只是笑。
毕庆堂见她不说话，就又问，“小妹，其实我一直都想不通，你出来留洋，你就这么放心我，你不怕再回上海就现我大公馆小公馆、七姨太八姨太的都找全了？”谭央放缓脚步，想了想才说，“你要真有那个心，别说我在德国，就算我天天守在你跟前，瞪大眼睛防贼一样的防着也一样看不住，还是要看大哥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了。至于放心不放心，根由不在我这儿，在你那儿。”毕庆堂微微一笑，点点头，“嗯，有那么点儿道理。”
毕庆堂走后，谭央就跟着赛德勒学医，她极有韧性、舍得花力气，人又不笨，一心铺在学问上的大学者们最喜欢这样的后辈了，于是，赛德勒先生倾己所能提携指点，谭央的学医之路也就异常的宽阔了。
海德堡是傍水而建的城市，内卡河在此汇入莱茵河，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澄净如宝石一般的碧蓝天空，安宁又干净的异国小城，每天早起读书的谭央，打开窗就能看见河畔山上狭长的海德堡城堡，红褐色的砂岩建筑依傍着碧水蓝天，流云朵朵，那是油画布上的景致，人在画中徜徉。
由于思亲心切，再加上谭央在医院和学校里学习的辛苦，她比在国内时瘦了一些，从国内带来的旗袍也都不怎么合身了。赛德勒太太带她在裁缝那里做了几件女式洋装，除了婚礼上那套婚纱，谭央再没有穿过西式的裙子，自己看着自己都觉得新奇，于是在相馆照了张照片邮回上海，没想到毕庆堂拿到照片没有品评她的新式衣服打扮，倒是来电报说看她的照片人瘦了，要多吃些东西才好。远隔千山万水，捏着这份电报谭央将自己偷偷关在屋里直抹眼泪。
除了在图书馆读书和在医院实习以外，谭央最常做的就是往上海写信。夜阑人静，图书馆里人少了，一杯用于提神的咖啡放在手边，厚厚的医学书籍挪到一旁，谭央摊开纸便开始写家信，写上七八张都不觉得多，对着信纸就好像对着丈夫女儿一样，说不完的话，在异国的见闻，新近的想法，叮嘱他们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常常是一封信十来页，到学校旁的邮局邮时总因为过重而多付邮资。
当然，对于这样一封封的家书，毕庆堂的反应每每令谭央哭笑不得。刚开始他也回信，他不是擅于通过文字来表达感情的人，雪白的纸，大大的字勉勉强强写满一页，还都是言之无物。这样的男人，行动力强，不爱拖沓，让他说情话、诉相思，用嘴用行动要比用纸笔容易得多。
于是常常谭央这边几封浓情厚意的信邮出了，上海那边才不紧不慢的邮来一封，薄薄一页，统共也没几个字。有时候毕庆堂还拿报纸来充数，报纸上写着缫丝厂开业了，上面有一张油墨印的照片，是开业掀牌匾上红绸的情形，模模糊糊看到毕庆堂的侧脸，他志得意满的笑，换了头型，穿着中规中矩的西装，俨然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了。谭央看着报纸，书桌上的一面镜子照出谭央的面容，秀美温婉中现出智慧与平和。有知识和追求的女人，美丽不是浮起来的，那是沉淀下来有底气的美。
流光把人抛，时间与境遇也都悄无声息的改变着婚姻中的男男女女。
一段时间后，可能毕庆堂对如此来往的信件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就对谭央说，学业繁忙，闲下来多休息，不用总写信来了。谭央依他的话，一个月没有写信，一个月后，他又来电报，“若是有时间，写信告知我在德情况。”谭央拿到电报不禁莞尔，于是密密的写了一封信邮了出去，信末尾还写着，“大哥，以后我写给你便好，你不用回信的。”里面有小女子的大度，小女子的善解人意，这套做派，最对毕庆堂的心意。
转眼到了冬天，赛德勒先生知道谭央的先生孩子都在上海，于是特地早放了她十天，海德堡大学的寒假之前，谭央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到上海时，是个清晨，天阴沉沉的，那一趟油轮下船的人很多，加上来接船的亲朋好友，一时间码头上人头攒动，谭央被人群往外推，并没看到毕庆堂。她有些气馁的向外走，眼睛一亮，看见停在一边的毕庆堂的小汽车，司机看到谭央就连忙帮她拎东西，“太太，您没看见毕老板吗？他在里面等你呢！”
谭央闻言一路小跑的往回找，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码头上，一个熟悉的背影穿着风衣背对着她站在岸边看着油轮的出口。“大哥！”谭央开心的叫，毕庆堂回过身，他风衣里裹着四岁的女儿，小言覃从父亲的领口露出小脸，滴溜圆的眼睛眨阿眨的看着谭央，毕庆堂满脸笑意的抚着女儿的头，“囡囡，刚才爸爸教你什么了？”小姑娘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奶声奶气的说，“妈妈，囡囡想妈妈。”谭央听了，扑过去就要抱女儿，却被一只有力的臂膀揽在了怀里。
寒冷的上海滩的清晨，一家三口在码头紧拥在一起，太阳从乌云的后面悄悄探出了头，海面一片波光掩映……
☆、44。（42）返沪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九三四年春节一过，谭央就要离开上海回德国上学了，走之前，她和毕庆堂回了趟同里。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三年，谭央深爱着的父亲离开她，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烟雾蒙蒙的水乡安守着自己的本分，脉脉如流水，日积月累将静默铸成了永恒。清晨，毕庆堂和谭央带着两个随从，拎着祭品去了谭央父母的墓地。去的路上毕庆堂就同她商量，“不要触景生情，不要太伤心，到时候我把咱们的情况说给两位长辈听，免得你一说，又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像那年一样再病一场就不应该了。”
到了地方，他们倒是愣住了，碑前摆着几个碗，碗里放着风干了的点红馒头和皱了皮的水果，旁边还有一坛酒，那是谭央父亲生前最钟爱的——济宁金波酒。“前两天刚有人来祭过父亲，是谁呢？”谭央蹲下身，抚着墓碑自言自语的说。“会不会是在同里的什么亲戚朋友？”毕庆堂提醒她。谭央摇头，“父亲在同里一向深居简出，没什么朋友，几个亲戚也是母亲娘家的远亲，来往很少，马叔叔还在天津，我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
毕庆堂也没吭声，将那坛酒挪了挪，摆上他们带来的祭品。之后，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酒坛上的那五个字上——“济宁金波酒”，他眉头下意识的跳了跳，不知想的什么。接着谭央开始与父母说自己这两年来的事，说着说着就有些伤心了，毕竟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上进、自己的幸福，亲人都无法亲历目睹与分享，的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谭央说得差不多了，毕庆堂才猛然想起来，他刚才一力担当下来要替谭央说的话，他竟然都忘了。
从墓地回来，走在同里的街上，谭央看着一家很大的铺面，轻声说，“那儿原来是家不大的药铺，父亲病着的时候，我总去那里抓药，没想到，现在开得这么大了。”毕庆堂的眼皮不易察觉的抽动着，很敷衍的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回到毕公馆，谭央因为累了，很早就和女儿上楼休息了。毕庆堂将书房的门关紧，拎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继而用不高的声音寒暄着，“张局长吗？这么晚叨扰，真是不好意思啊！哈哈，你们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会常去？我毕某人可是守法的良好公民……”
谭央回海德堡后，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暑假由于学业紧张，谭央没有回国，倒是毕庆堂带着五岁的言覃来到德国看妻子，在海德堡盘桓数日方离去。1935年8月，作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兼任了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称为元。德国国内的局势由此生了变化。
一九三五年的年底，谭央从德国来电报，说是要推迟三个月回上海，毕庆堂看见第一句，又气又恼，待到看见第二句，又眉开眼笑起来，她说她打算抓紧完成学业，回来就再不走了。
转年刚过了春节，午夜时分，上海的码头上，一盏盏煤油灯吊在高高的木杆上，随着海风摇摆着。灯下的岸上站着三五成群的人，有的人抄着袖口掂着脚，望向漆黑的海面，他们时不时的交谈，从口鼻呼出的白气烘托出上海冬夜的寒冷。毕庆堂披着一件大衣站在汽车旁，手中捏着一支烟，带吸不吸的，随从、司机和他站在一起，说着可有可无的闲话。
这时，一阵汽笛声由远及近，海面上渐渐的勾勒出了轮船的轮廓，毕庆堂撇下手中的烟，紧走了几步，嘈杂拥挤的人群集中目光看着船舷。这趟船上的人很多，由于欧洲局势不稳，不少留学生都提前完成了学业归国。即便满世界都是乱世动荡，归国回乡也总是人的本性。
毕庆堂蹙着眉看向出口，直到一个身影晃动在他的视线里，他一笑，整个面部的曲线也都柔和了起来。毕庆堂喊了一声，“小妹，我在这儿！”说着，他摘下头上的礼帽挥了挥，推开人群向谭央的方向挤过去。谭央看见毕庆堂，眼睛一亮，脆脆的喊了声大哥，便往这边跑，到了近前，毕庆堂将手上的礼帽狠狠的扣到谭央的头上，“臭丫头，终于给我野回来了！”
谭央笑呵呵的望着他，毕庆堂本是顺势去揽她的肩的，却看见了她手上拎的箱子，于是就接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