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利害关系就失去衡量标准。我的利害关系体现在女主人姜姐的身上，在一个保姆的眼里，你主人家对我好，那你就是个好人，就这么简单，也没有多复杂的理由。让我局外人评价一个家教，我找不到衡量标准。
我摇头说，自己没想过。然后出了厨房，从冰箱里拿鸡蛋。姜姐制止了我，说时间还早着，不急着做菜，等会儿她会帮忙的。然后叫我坐到旁边的沙发上，给我葡萄吃，低声继续问：你就说第一感觉，直觉。
我将那串葡萄又放回到果盆里，看来我不给出答案是不行了，只好搪塞一句：人不错，挺和气的。
姜姐正想追问下去时，传呼器响了，我忙抽身又回了厨房。
临近中午，老秦才回到家里，冼老师已教完课，正坐在客厅和姜姐母女俩说着话。混儿一直没出房间，可能又在玩游戏，期间他叫冼老师进他房间，冼老师进去一小会儿就出来了，房间里传来混儿得意的叫声：你就是教授也过不了这道关。看来，在游戏上，他这个学生终于赢回了一局。老秦脚一迈进客厅，那混儿仿佛是嗅出了老子的体味似的，房间即刻安静了下来。姜姐给冼老师介绍着丈夫，说刚从广州回来没两天。老秦诙谐地用不地道的粤语跟冼老师道声：你好！
两个男人的话题首先从方言开始的，饭菜都做好了，我也饶有兴趣地在旁听着。老秦觉得粤语有一点让他很奇怪，很多话是颠倒过来说，“先走”说成“走先”，而且有些话像是文言文，比如“吾话给你知”什么的，太难理解了，并问冼老师广东人怎么口口声声都带着“嗨”字音，这字眼在北京话里可不是赞同的意思，而且带有挑衅之意，好像在提醒对方是错的，从语意上刚好相反。
“嗨埋？”冼老师反问一句，老秦说：没错，就这口气。冼老师说粤语可是南方官话，根深蒂固，古话自然保存了一些，虽说拗口，却不啰嗦。而北京话给他的感觉太琐碎，又习惯带“儿”音，好像多子多福似的，从语言上就反映出性别歧视。他刚来北京时，有回拿上地图自己出学校闲逛北京城，偏偏钻不出一个胡同去，给焖在里头，掀不开锅盖了。找了个老大妈问路，南方口音太重，大妈没太听明白，把“胡同”听成了“糊涂”，错把他当成街面上的小混儿，不尊敬老人，直接给揪进居委会，满口儿话地向一位戴红袖章的老大爷控诉他的罪行。他一再强调不是“糊涂”，是“胡同”，大爷一听更急眼了，说你小子也敢骂我，就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无奈之下，只好手写出胡同两字，并详细注明：怎么走出胡同？一场误会闹出大笑话，那大妈手指居委会大门边说，这里就是胡同口呀。
听到这里，大家都没乐，觉得有些夸张，冼老师把自己整得像个只会ABC的老外，从他现在普通话的熟练程度实在难以想像他当年居然打听不出胡同口来。混儿这时候按捺不住出了房间，冲老师干声笑道：不是大爷大妈没听懂，而是把你当成混混了，贼眉鼠眼的，在胡同里乱瞅，不知道首都人民阶级觉悟高啊，这叫什么来着，我爸那年代常呼喊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话才把大家逗笑了。老秦说，中国太大，林子大，鸟语就多，不足为怪，我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上广东那边倒腾电子表，也闹出很多笑话来。
我在旁提醒说该吃饭了，菜快凉了。老秦这才起身说边吃边聊。然后叫姜姐上瓶洋酒。冼老师连连摆手说，喝不惯那味道，还是来瓶二锅头吧。混儿来了兴致，说早准备好了，过去我爸在街头摆地摊，口袋里常揣着二锅头，碰上政府来收摊，他就狠命地先灌上几口，装酒疯，扰乱政府执法。老秦听到儿子提到自己过去的艰苦岁月，爽声笑道：好好，就喝二锅头，今个老子当着老师的面，给你这儿子上一堂忆苦思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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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故事 67（2）
混儿显然是把这场酒局当鸿门宴了，所以，一上来就学着冼老师上次的样子，用牙齿咬着瓶盖，可就是咬不开，老秦见儿子笨拙的样子，说了句凡事讲究个技巧，现在的孩子都低能，改天怕筷子也把持不住了。说着将酒瓶拿到手上，嘴巴一咬，“喀嘣”一声就开了。混儿很不服气道，白酒跟啤酒不一样，要是啤酒，我一口气能咬出一打来，信不？
敢情你在外头喝惯了啤酒，说漏嘴了吧？老秦一瞪眼，儿子当即吐着舌头收声了，将两个大纸杯放到父亲跟前。老秦又是一瞪眼，骂道：你以为这是在街面上斗酒啊，老师是文化人，甭拿出你那套，给我规矩点。
混儿这次没让步，彻底混上了，直接给倒满了两大杯，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老爸你是落伍了，现在的文化人都复古了，梦回唐朝了，什么诗仙诗圣的，都是灌酒灌出来的墨水，文化里透着酒精，老师，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冼老师给自己点上根烟，没有丝毫的尴尬，反而笑着说：喝酒跟文化不沾边儿，酒桌上都是个粗人，秦大哥可别给我戴顶帽子，喝酒也沉重啊。这老秦本来也就是客套，尊重客人，见老师像个北方人那样爽快，就说自己在广州那边，最害怕饭局了，每个人放着桌面上的酒不喝，老给自己灌汤，实在是浪费胃口，而且还不带劝酒的，各喝各的，没一点情调。冼老师说，那就别把他当广东人，当东北人得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混儿没继承到老子的酒精遗传基因，反正老子的脸很快就红润了，男人酒一上脸，就等于打开了话匣子，语言连同酒精一同挥发开来，沉醉其中。
那天老秦说了很多自己的家事，他父母本都是文化局的干部，父亲还是个考古专家，“文革”一爆发，被当成四旧充军发配到安徽干校劳动改造，有回抬石头砸中了脑袋，魂散异乡。他那时候中学没毕业就上山下乡到了边陲云南做了知青，跟家里也失去了联络，直到回城后，才知道父亲已死，回城后的老秦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因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失去了组织依靠，等到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他母亲也病逝了。当年回到城里的老秦一直失业，想当兵因成分不好穿不上军装。后来实在没法子，就在一个大澡堂里给人擦背，赚些吃饭钱，类似的短工他干过不少，受尽了磨难。直到上世纪80年代街面上出现地摊时，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收音机，电子表，服装什么的，走南闯北没少倒腾，成了个地道的小倒爷。那时候的倒爷就像过街老鼠，有投机倒把嫌疑，他也蹲过班房，可为了生计，还得继续倒腾下去，也就在那时候他认识了秦飞的妈妈。同样摆地摊的，两个人志同道合，将口袋里的钱凑到一起，收拾起地摊，租了个小门面，正儿八经做起了小买卖，算是成家立业，赚到了第一桶金。从那时候，老秦就开始琢磨上珠宝了，觉得以后大有前途，于是开始到南方进货，甭管真假，到了北方都能卖出好价钱。等人们都擦亮眼睛，一切向钱看时，他老秦已成为首先富裕的一族了，戴金表，开私车，让那些过去不屑一顾的人都瞅红了眼。
阿莲的故事 68（1）
老秦闷了一口酒对冼老师说：男人哪，有了钱就容易内乱，女人想方设法要控制你的口袋。穷困潦倒时，你就是把钱搁到她眼皮底下，她也不眨动一下；等你口袋满了，就风云突变。有人要封口了，家庭甭管大小矛盾，最终的焦点问题都在钱字上，没钱了吵着去挣钱，有钱了也同样吵着支配钱。其实当初我和你姜大姐之间啥也没发生过，她就是个寡妇，是我当年一个知青哥们儿的媳妇。哥们儿不在了，她一个女人家拉扯一个孩子容易吗？我能不救济吗？这一救济就涉及到钱不是？于是秦飞他妈就怀疑我跟她有一腿，结果怎样？我他妈的假戏来个真做了，你不是怀疑吗？老子让你看现成的，打消你的怀疑。就这样，组合成了现在这个家。
老秦说到这，姜姐在一旁抹起了眼泪，欢欢也苦着脸儿，只有混儿一脸怨气地望着父亲，冷不丁冒出一句：假正经，黑能说成白的，白眼狼一个！
这话好似在酒精上点火，一触即燃，老秦一耳光打过去，打得混儿从椅子上摔到地板上。混儿也不吭声，坐回到椅子上，父子俩四目对视，老秦骂骂咧咧地又抡起手来说，翻天了不成？
一直沉默不语的冼老师这才起身拦住了老秦，给他点上烟说：大哥跟我道出掏心窝子话，我也实话实说，你们这个家最委屈的数秦飞了，我理解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因为我跟他一样，也生活在重婚家庭里，只是我靠自己闯出了一条道儿。秦飞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你疏导一下，他可能就随着大流，跟着绿灯引航，你推一把，可能就偏离方向，朝着红灯撞车去了，你说是不是？
冼老师的话让大家都感到意外，难怪他如此熟悉混儿的秉性，原来他自己也是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老秦满是惭愧地望了儿子一眼，叹了一声道：老子也不容易啊，你要是出息点，老子也就省心了，把你冼老师当成榜样吧，别把自己整得苦大仇深似的，老觉得父亲欠你什么的。我父亲带给我什么啦？什么也没有，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你也一样，有本事就别跟你妈一样，给老子起内讧，记住了！
也许因为这场酒宴道出了太多的家事，姜姐觉得一个保姆不该继续听下去，就让我赶紧吃完饭，去外面走走。欢欢也觉得气氛太压抑，收起了调皮捣蛋的本性，知趣地进了房间。
我吃完饭就出了门，到了外面的街道上闲逛着，看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想到该给胖婶打个电话了，告诉她自己一周来的情况，免得她挂念。胖婶接到电话自然很高兴，说好好干，过了试用期就好了。
那天我回去后，餐桌上留下两个空瓶子，客厅和卫生间吐了一地，卧室里传来老秦的吆喝声，像是在发泄酒气，叫老婆日后对他儿子好点，拿出后妈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