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第35部分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牌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牌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牌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而凄凉。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第65节：上满发条的闹钟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

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她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牌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牌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牌洲湾，英勇悲壮的牌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六十八）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起来了。

除了组稿，我就是亲自采写。这是我的优势。

最远的一次，我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坐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因为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第66节：采访目中无人的名人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常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了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稿子。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了。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时候，紧张得晚上做梦都是稿子、稿子、稿子。有一天夜里，我梦到雷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