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行事切勿过激，扰了平衡之道，若被传成嗜血暴君，绝非天下之福啊”
“皇儿谢母后教谕，过后就叫人将宫墙拆了，呵呵”万历嘴上开着玩笑，心里却是早就下定要将那南墙拆了，换成栅栏，栅栏之外建一大马路，也好让过往百姓看看皇帝与官员们是怎么办公的。
李太后被万历的回答逗的一笑：“呵呵，午间就陪娘在这坤宁宫用膳吧”
第二卷 新朝新政 第三十一节 政纪分离
要说这危害皇帝性命的事，在明朝这也不是第一次，嘉靖二十一年世宗皇帝就差一点被一宫婢给活活掐死。但万历也没有说错，像昨夜一样领着人拿着刀枪冲进宫来的，还真是第一次。但不管是何种形式，这样的事势必都会带来一些改变，这样的改变往往容易被人接受，不过，并不代表就不会有人反对。
明朝的文官反对皇帝的作法，其实也不见得猛如虎、凶如狼，看的是皇帝如何处制。世宗沉迷修道，贻误国事，官员们是反对之声四起。嘉靖十八年九月，世宗欲让太子监国，以便自己能潜心修道，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反对。世宗大怒：别人想当皇帝那叫造反，可自己是让自己儿子来当，说好了可是叫做退位让贤啊，再说，你们不是一直说我修道不对，不配为君父吗？那干脆这个皇帝我不当了，不也随了你们的意吗？这也来反对，那岂不是有心找碴？
于是，杨最被拉到东厂拷打至死。
嘉靖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让世宗不要修道，世宗看了再次大怒，做皇帝的有点个人爱好不算过份吧？不练也练了这么多年了，你现在还跑出来说三道四，岂不是自找麻烦？既然这样那就成全你吧，于是杨爵被拉到东厂“长系”，也就相当于判了个无期徒刑。以后人的历史眼光去看待嘉靖修道也确实是错的，文官们的反对是在理的，可就是在理，官员们还是不敢再拿修道说事了，就连后来海瑞抬棺进谏时，也只是用隐喻的方式而不敢明着提修道误国。
嘉靖用的是强硬的手段，将文官们给压制住了，可历史上的万历采用的是一种消极对抗，助长了言官们的气焰，以致使后来东林党人跳到了历史前台，你不是不管吗？那我就可着劲的说，把话说开了，说大了，名声也就传出去了，这就是“清流”的想法。
要说“清流”是奸的，倒也说不上，顶多就是空谈误国或者追逐私名，正是他们四处奔走，呼喊口号，才使得万历的无为被突显了出来。在史书的评述上，嘉靖的名声要好于万历，可真论起功绩、能力，万历绝不差于嘉靖。嘉靖平定倭患还有胡宗宪与戚继光可用，可万历三大征时，若不是万历一人支撑，统筹应付，那结局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这种名声的差异有两个人所背负的历史责任不同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出在万历的无为之上，当到处批评声四起，不无能也被说的无能了，所有的功绩也就被淹盖了，当到处都是“清流”涌动而自己却无视待之，那么浊的只能是自己。
史书上暴君要比昏君更能得到厚载一笔，秦始皇被骂为暴君的同时，谁也不会忘记他统一天下的千秋功绩，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若不是他的“暴”，根本就不可能平定六国。帝王者不用或乱用手中权柄可谓之昏，而过度使用则是暴，暴君名声虽臭却能流传千古，而昏君名声也臭却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
对于现在的这个万历来说，他所选择的路就是一个从昏君到暴君，最后再变成名君的过程。现在的形式可看成是一枚炸弹，这大明朝的官场吏制就是炸弹的外壳，之前万历自行其事，使的朝内人心惶惶，又怂怂欲动，这些就是不断往手雷里填入的火药，在大家还没找着方向的时候，突然借着冯保造反这一引线点燃了火药，从而将官场吏制瞬时间炸响。
但这种瞬时加到官员身上的高压，绝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借着这个机会完善制度，以制度的方式将自己的集权延续下去。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多疑的人，正是他的多疑，才在明时制定了一套算是完善的官员监督体系。除督察院及东西二厂外，还有一个六科廊房和一个通政司，六科廊房派出给事中到各部监督，将各部情事上报于皇上，从而让皇上能了解各部实情。通政司的行政职能与六科廊房多有交叉重复，做的也是下情上达的工作，只是通政司不派人常驻各部。利用职能的重复性，皇上就可以通过个部门上传的两份情报进行对比，加以判断真伪。
但随着后来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各监督部门的作用也就下降了，六科廊房因是派驻性质，早就被同流合污了，而通政司及督察院到了严嵩手中，也从原来的还有些作用变成彻底的腐败，最终成为文官集团内部斗争和功击皇帝的一种工具，唯一还能信任的就是东厂这种建立在各部之外的情报机构，也就难怪明朝皇帝要重用阉党。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权力分配上的失衡，在内阁六部权力加大的同时，监督机构的权力却没有跟着加强，甚至内阁六部还有管理监督机构人事的权力，这就使得监督机构更加的依附其上，从而丧失了监督能力。
在万历设想中，东厂依然要保留，名称也不更改，东厂这两个字对于官员来说已经是烙在心口的印记，单就这两个字就是一种监督。但功能职责上要加以区分，南镇抚司将做为专门对外的情报机构，北镇抚司则是对内的情报搜集，这两个部门都将只有监督权而不具有司法权力。在前面一段时期内，依然不让东厂受文官的监督，以免被侵蚀，也为了自己便于暗中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有王德坐镇应该可以度过这一时期，等到吏制上了正轨后，再一起并入整套监督系统之内。
另外，将督察院的地位提高，使其能独立于内阁之外，直属于皇帝，将海瑞赐为二品就是出于这一考虑（明时六部及督察院主官的品级只有三品），同时，也只有海瑞这样与文官集团没有多少关系，又执拗清廉的人，才能做到将督察院独立划割出来，这也是万历用他的原因。再将督察院的人事任免权从吏部分开，除去督御史及左右正副御史由皇帝亲自可从其它部门抽调任免外，督察院其余的人事安排，人员皆要出自督察院内部，由督察院自己负责，其它部门的人员要想进入督察院任职必须通过考核，十三道正副御史的任免，需呈报皇帝批准。同时，任何任免都要交由吏部备案，吏部若是对任免有异意，可直接向皇帝提出，并付于各部对督察院的监督权，督察院同样不具有司法审判的权力，它的职责就像是后世的纪律委员会，司法权力仍然归刑部负责，以此形成政纪分离又互为监督的情况。
第二卷 新朝新政 第三十二节 设通政院
剩下的六科廊房与通政司，六科廊房既然已经臭的不能再臭了，干脆就扔掉，但通政司必须拿起来，而且给予更大的职能权力。
万历要想推行新政，依靠现有的这一套官僚系统是绝难成事的，但短时间内找到如此多的人才进行更换，根本就不可能。这就需要一套全新的行政系统，它既处在现有的系统之中，又能独立行事，并且是能统观全局，除了军队之外，六部各事都受其节制的一个小朝廷，人数不用太多，但都得是干事的人，万历想要推行任何政事，就可从中派人前往督办，加以落实。
这就与通政司原先的职能差不多了，只是多了更大的行政权力，而不单单是一个监督机构。只要将通政司升格为通政院，其地位与六部同等，同样也处在内阁监管之下，这样可以使现有的官僚系统更容易接受通政院的升格，也可使通政院处于内阁的监督之下。
实际上这与现在派往各地监军和矿监等的性质差不多，但太监去往各地都建有监军府或矿监衙门，是属于一种长驻机构，而通政院是冲着事去的，事办完人即走，少了地方保护主义，只以办事为目的，事办好后就可将相关材料交给督察院备案，一来让督察院对所办之事有个了解并对办事过程形成监督，二来，可由督察院对事后的落实情况继续监察，以免人走茶凉的情况出现，使得政策具有延续性。
但通政院权力过大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派出去办事的人，好的可以造福一方，坏的就会反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求办成事邀功请赏，而不择手段，事虽办成，却遗害后世，甚或再刮上一笔不义之财。
内阁做为唯一一个对通政院具有管理权力的机构，如果其成员构成涉及的覆盖面不够全面的话，通政司完全有可能在万历自己有意无意的偏颇之下，变成新的“太监”。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因此万历还决定增加内阁成员数量，内阁除去首辅与次辅各一名外，六部及通政院主官七人一并入阁，组成九人制内阁。不管通政院经办的是关于哪一部职权范围内的事，在内阁里都有一张直接做出监督的嘴，同时，通政院又可以通过内阁提出自己的意见，除了互为监督外，内阁也就成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这样的安排万历没准备去跟谁商量，现在他在官员心中的“威严”已经有了，做为皇帝他本来就有安排各部的权力，现在他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来做这种权力分配游戏的主导。只需下一道谕旨，将通政院升格及增加内阁成员一事通告各方，再将各部主官都升到二品，侍朗从正四品升到三品，其余人等官职品级暂时不变，一来可以用这种升级堵住几位权官的嘴，二来现在的各省巡抚也是领着三品衔，同为三品别人干吗要听你的呢？就是听了，发号施令的人也不得不有所顾虑。天高皇帝远，万历是管不着巡抚的，但却可以管得着尚书，这就使得权力更加集中到自己身上。
同时，也为通政院将来是不是有办事的权力正一下名，扫清阻碍，而在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