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他也天天变，这种矛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奇……書∧網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还都闹不清，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问：你是怎么研究这个变化过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研究。
问：你预测中国的变化结果是什么呢？
潘文：我不知道结果，因为电影没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电影放完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觉得很有趣。
问：打算看多长时间呢？
潘文：大概再过三年吧。
问：你在中国的这么多次采访中，哪次是最困难的？你平时在采访中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潘文：有一些人特别想采访，但采访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专门负责国际交流的，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采访他，但采访不到。采访国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难。当然，他们有一些研究打击黑社会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无法接近。我们上次采访反贪局的一个领导，他说的话跟15大上江泽民的讲演一模一样。这样的采访可以进行，但是没有意思。其他关于国防的问题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另外，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很多人害怕解放军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许美国记者到你们那里去采访几个当兵的，写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章，让美国人意识到解放军也是人，对吧？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怕犯错误。想进这个领域很难，其他领域比较容易。
问：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在美国会不会碰到？你是否可以猜想一下，在美国，比如当白宫记者和在中国当记者，你在哪一项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大？
潘文：白宫记者在《华盛顿邮报》就是个奴隶，是白宫的奴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和白宫写的一模一样，而是他们天天有东西写，而且必须要写。特别没有意思。我特别不喜欢写那些专稿。至于出成就，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有乐趣，就会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战地记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战地记者最后会变成一种病，老是要追求刺激，听不到放炮的声音就觉得不好玩。这是一种病态。当然，做这种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做太久的话就会麻木。所以我要换到别的地方去写写别的。有的人想爬上去，变成编辑（版面主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问：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的兴趣就在于中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发现那些有趣的东西？
潘文：我不是去发现，只是想写。它是已经被别人发现了的。因为老外在这里做记者，很难直接发现什么东西。
问：你在中国最想采访的是什么人？
潘文：我现在最想采访的是王伟的同事。
问：为什么？
潘文：这个故事有意思，这个稿子在美国肯定会轰动的不能再轰动了。王伟的同事能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采访中国的潜水艇。我做了7年战地记者，肯定对这方面感兴趣。如果解放军说，我们给你两个星期到南京军区去玩，你去吗？我当然会去，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问：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到北京来考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写了相关的稿子。《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国际奥委会到伊斯坦布尔考察的新闻。但是，你们的报纸没有报道奥委会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闻。为什么？
潘文：《华盛顿邮报》驻巴黎的记者是我的哥们儿，我想他可能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能否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个东西，对巴黎来说没有区别，对美国人也无所谓。但是对土耳其或中国来说，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是个很大的信号：世界社会欢迎你们。我想，法国的那个记者对巴黎申办奥运不感兴趣。但是，可能写的是什么呢？最近法国不是在骂中国人吗？而且还骂的很厉害。他可能会把这个变成一个话题来写。对土耳其和中国来说，奥运对你们的社会是个很大的事情。
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订中国报道选题？选题的标准是什么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新闻调查方面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头版常常会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会跟朋友讲，他们觉得什么事情有趣告诉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国老百姓交流一下，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从美国看中国，中国很遥远，但我住在这里，就需要跟中国人家聊天，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调查新闻在中国比较难，故事也很多。但怎么说呢？外交部对我们的活动有很多规定，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规定，因此，我如果说了我的故事，就说明我没有尊重这些规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讲。其实，国务院有明确的条令，规定我们要怎么样，但要做调查新闻就必须在这个条令之外稍微活动一下，因为一切通过官方去安排采访的话，人家肯定不想让你知道。中国媒体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问：那你讲一个不违反采访规定的故事，让我们学习您的经验。
潘文：我讲那个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讲的也是一个违反外交部外国记者规定的事情。这个故事不是我发现的，是美国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当局报告，说哈佛大学在中国有乱搞的新闻。他们告诉我在安徽省有人在那里抽血，但抽血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老百姓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血抽出来。我们就去了，很偏远的地方。先飞到合肥，然后打车5个小时到了那个偏僻的地方。去了以后，和很多老百姓讲，但其实并不有趣。我们做那个稿子，从4月份开始，到12月份才写出来。回来以后，我见了哈佛那个美国医生。本来我对这个稿子并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的，但是我见他的时候，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他就威胁我，“如果你把这篇稿子登出来的话，我肯定要把你驱逐出境”。他这样威胁我，反而引起了我的注目。因为他这样的威胁只能说明他有问题。而且我这个人也是很好斗的，如果一个人说他要跟我打架，我当然要跟他打。当然不是真的动手，但他一旦威胁我，我自然有所反应。在这种条件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躲起来，另一个就是跟他斗。我当然是跟他斗。在这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跟他斗。现在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他们犯错误了，做了错事，但那个错误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华盛顿邮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把这个稿子写出来了，我其实觉得是一种浪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觉得中国这么大，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可以花我的时间去写，这是我和邮报的一个分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浪费。
问：您在中国采访消息来源是什么？有什么线人吗？你刚才提到在中国采访有很多困难，你在美国也会遇到这些困难吗？如果不会，那你在美国采访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潘文：在美国采访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很愿意请你去他们那里采访报道，但你去了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你撒谎，不说实话。至于我有没有消息来源？我会告诉你吗？在中国政府里面我没有消息来源，完全没有。
问：在中国，人们不欢迎你去采访吗？
潘文：那当然了，一些中国人觉得我差不多跟蟑螂一样了。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消息来源，但是，这些消息来源像打乒乓球那样把你旋来转去。美国信源不会拒绝你的采访，而是要利用采访来影响你。在中国，人们总是拒绝我们的采访。再过几年，中国人肯定会学会利用接受记者采访，spin（发旋转球）记者。
问：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常常要通过很多种关系，你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的？
潘文：我有一个秘书，她比较会说服人家。很多人在国外媒体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她会说服人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不问，我也不想知道，只要她成功了，就好了。我很少利用个人的关系来拿到采访，因为如果是一个中国记者采写中国新闻，利用个人的关系，不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是个老外，利用中国人的关系来拿到什么好处的话，对这个人就可能不利。所以，尽量要避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这个有意思，你应该写这个，但我不会说，你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外国记者，你应该三思而行。如果因为你写的一篇稿子，另外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会一辈子有内疚感。
问：你上次采访江西小学爆炸案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你是怎么找到的？
潘文：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也有区号，而且也知道前面的三个号码，后面的号码也就随便打。“你是不是那个……地方？”“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是”，那好，你愿意跟我们谈谈吗？另外；我们法新社有个记者朋友去了当地，他给我们一个号码。我们拿到号码，就问有没有什么邻居有电话？“有！”“能不能给我们号码？”“给！”那我们就可以采访别的人了。我们打电话过去，都是11点钟以后了，他们都没有睡觉，很愿意跟我们谈话。采访了3个小时。
问：你有没有不成功的采访？
潘文：有。有些很大的失败。
问：你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潘文：有，你知道阿斗？刘备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