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种办法称为CopyLeft办，它是与版权（CopyRight）相对应的说法。我予以你拷贝的自由，并可以制作复本，但你如果发售复本，就要遵守没有再次限制的规则，使任何人可以从你处得到复件，也同时得到许可去做同样的事。软件到何处，自由就随之到何处，并且每个复本的使用者也得到自由。如同在美国的一项法律――不可让予的权力，意思是你无法彻底失去的权力，你不能放弃。自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失去它，就会变成奴隶，你是不能放弃这种权力的，除非你犯了罪……这就是说X…Windows应是所有人能使用的自由软件，每个人都应享有这种不能让与的自由。
我虽不能让所有的软件都成为自由的，但我可以运用CopyLeft来编我的软件，以给予你们这种自由。CopyLeft与编译程序差不多，要使用CopyLeft必须有一些给定的供给工具。在GNU系统中则是GNU一般公认许可，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定语言编成的许可，目的是推广自由拷贝（C0pM）。我们还有一些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特定软件的“自由拷贝”版本，并编写了“自由拷贝”软件操作手册。自由软件分为自由拷贝和不自由拷贝，支持不自由拷贝的人只是不积极，但他们仍很尊重他人的自由。我鼓励你们使用那些不自由拷贝的自由软件或与之合作，而以自由拷贝的策略来编写程序。
前途是光明的
我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有一些中国公司，他们在分售GNU软件，但没有执行其在GNU公认许可下的责任，对此我表示反对。我鼓励公司出售GNU软件的复本，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们的自由。在国际上，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在分发自由软件，但他们都严格执行GNU公认许可，不遵守这个许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将被驱出我们的队伍。中国的自由软件公司中，有一些在遵守GNU则公认许可，他们遵守公认的准则，我就支持他们。而对这些不遵守GNU公认许可，不执行GNU许可下应尽责任的公司，我会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公司合作，帮助我完善中国的版权法，并关闭那些公司。
我们销售X…Windows时，有些人说我赚不到钱，因为别人买了你的软件拷贝，他会再制造拷贝，他将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别人，所以你是赚不到钱的。但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尽管我们“违反”了公认的经济规律，但我们却赚到了钱。现在仍然有人购买我的软件，我也从未曾因缺钱而饥饿。现在，自由软件正在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自由软件公司专门从事GNU系统上软件的研发工作。还有许多全职或兼职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服务。也许自由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促使人们支持自由软件，为自由软件服务。自由软件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
罗伯特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
罗伯特曾于1965―1968年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他报道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建国后周总理于1971年接见的第一批美国三个记者之一。他当时写的周总理接见的报道刊登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罗伯特1998年加入《南华早报》以前，他曾长期任职于《华尔街日报》。其间，5年在香港任亚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7年在布鲁塞尔任欧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1971年，罗伯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通讯记者。派驻香港之前，他还在纽约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主编。罗伯特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曾在旧金山、纽约、伦敦、香港、华盛顿等地从事新闻工作，阅历十分丰富。
我是1971年4月到7月在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到中国的，在中国逗留了约一个半月。当时看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红卫兵战报。30年后我仍不明白当时的中国，只知道一切都复杂得很。现在我再次来到北京，觉得变化太大了。
我当了总编辑之后对《南华早报》进行了调查，发现读者普遍反映该报缺乏一种生气和性感（众笑）。我们就准备针对此改进，重新设计了报纸。如果报纸想要有未来和发展，就不能仅仅重视外国读者，而必须能融入香港当地人的生活，必须使报纸能够吸引双语读者――我们试图使报纸能吸引那些不是必须读英语但能够读英语的读者。基本上我们的报纸是一张严肃的新闻类报纸，我们比较重视分析性的言论、社论，同时我们也要扩展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将特写版加人更多的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报道，并且使版面变为彩色，使报纸更好看，增加了体育报道，使报纸既严肃又活泼。
在香港最主要的和畅销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明星的照片、血腥的谋杀、色情等，但《南华早报》不这样。我们的重点是报道中国，报道经济和商业新闻，以及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英文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在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现有5个记者，如果获得中国外交部批准，我们还将增加一个记者。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在线的财经信息服务，但是是付费的。我们的读者中有75％～80％来自亚洲地区。我们的付费定户为12万，而根据权威的尼尔森调查报告显示，我们的读者约为30万，这样我们的报纸在香港约排在第四位。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并较为富有，较常旅行。我们的新闻部有300人。其中100人是记者，60％是香港人。我们有两个主编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是中国新闻部的主编王江伟（音），他12年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南华早报》，另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原来是明尼苏达州的新闻学硕士，后来又拿了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土。她在美国呆了5年。
由于中国政府规定境外媒体不能从中国大陆直接聘请记者，因此我们现在设在中国的机构里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是很愿意聘请来自大陆的记者的。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记者都来自美国或英国，新近到广州的一个记者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他当上记者后前几个星期一开始是在江西采访鞭炮爆炸事件，他采访的是当地村民、老百姓，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新闻，因此惹恼了当地的官员。但我认为作记者就该这样才行。我们在华盛顿、新加坡和雅加达都有专职工作人员，我们很快还会增加在东京和台北设通讯员，我们还将在广州增加一个记者，在上海增加一个财经记者，在北京也还要增加一个记者。
我们报道中国是报道她的复杂性和她的变化。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后，比如讲6个月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的比较完整的信息，会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政府的关于腐败的报道。我们不仅仅关心什么地方发生了腐败，关键是要讲为什么发生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还大量报道财经新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加入WTO的种种努力，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不可避免的。下个月，也就是5月份我们将作一个有关中国开发西部的报道。香港将于5月份向中国西部派出一个由150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考察西部。我们《南华早报》将先期派出采访组到这些地方采访并发回一系列报道，作为投资的参考。
我们认为从全世界来看，财经报道是新闻的生长点。它反映了全球化的整个进程，它反映了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走向。这也是我从前服务的《华尔街日报》能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离开华盛顿就买不到了，《纽约时报》只在纽约和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里能买到，只有《华尔街日报》美国每一个村镇都能买到。原因是每一个村镇都有人买股票。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你们如何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你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腐败问题怎么能解决？
罗伯特：如果我知道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就是朱 基了。中国的情形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似。我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腐败，美国也有很多记者在揭发各种各样的腐败，有的还因此获得新闻奖。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每一次申请政府批准的程序都是产生腐败的机会，例如，我曾经和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商聊过，他正在经营一个很大的项目，他说如果他对原先的计划作任何改动，都必须要得到46个不同部门的批准，如果项目的资金超过一定的数额，还要到北京来申请政府许可，那就不止46个部门了。从上海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腐败的潜在机会有多少？经济学上把这种人叫做“寻租者”，他们出租自己的许可权。在美国这种潜在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官僚体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人们不必为了这些事如此频繁地申请政府许可。像福建远华案这样的走私案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美国的新闻体制也起了防止腐败的作用。美国政府的透明度比较高，并且新闻界随时在监督着政府活动。立法机构也很重视舆论的反映。在美国犯下这种罪行是很难逃脱的。我并不了解你们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效率，朱总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能不能解决，这个体制能不能改变还很难说。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走向全球化、法制的健全、采用国际标准将有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
我们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道有几种不同方式，一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