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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政权中心的组成，就很容易计算出中国的规模，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在三，五代人的时间里增长的总数就是这个政权的规模。如果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是一百人，那么三五代以后可能达到三，五百人，这就是这个政权中国的贵族人口。以后，就保持着这样的规模，增长的人口不断的分离出去。可知，所谓的贵族等于是“国”的管理中心。而贵族氏族则是管理中心的基础人口。
中国与方国的关系是依附关系，依附式的管理使得政权的关系简单化。方国增多了，政权就扩大了。方国减少了，政权就缩小了。用史记的话说，方国的增加叫做咸来朝，方国的减少叫做衰微。氏族政权就是这样的松散的结构。史记对汤灭桀，武王伐纣两次政权的更迭做了精心地描绘，当着我们对氏族政权的结构加以剖析，无论是灭桀，还是伐纣，都是很小的战争，可能不存在战争。一个政权需要的是依附的方国，这种依附用伐是得不到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掠夺人口，掠夺财物。那是对方外实施的。一个政权（中国）没有必要越过自己的方国和另一个政权的方国去摧毁另一个政权。
如果，以上所述还不算证据的话，不妨看一看氏族政权几百年以后的春秋兼并战争。兼并，那可是政权对政权的斗争。考察一下战争的规模，就可以知道，春秋时战争的规模还是很小的。就是动员一支不大的军队去远征，也是倾尽国力的行动。兼并的实现往往不是战争的原因，而是被兼并国衰落的结果。
历来的史家，至少是史记，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征战为模特，经过了说书人的渲染，夸大了氏族政权的能量。政权能量的飞跃性的增强从商鞅变法开始。这是我们认识商周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在氏族政权时期，政权的能量是极小的，政权能够得到的积累也是极微的。读史记，有一个八百诸侯，参加了对纣的攻伐，很容易产生联盟作战的判断。丛书曾经苦心地寻找这八百诸侯所在的氏族，没有找到，终于认识到，这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后人的认识。说八百诸侯，就是说，随着殷，唐政权的衰微，八百氏族从政权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中华民族（汉族）的方言众多。在今天叫做方言，在氏族政权时代可能是氏族政权使用的语言，这些非古汉语的氏族政权先后的消失了，政权的语言流传了下来。可知在氏族政权时代，做为社会的形态长时间的存在着。在众多语言的政权中，唯有古汉语政权连续下来。汉语的文字长达四千年，如果从太行语（契氏族）算起，汉语的时间不少于六千年。
氏族政权与巫祠中心的关系关系到对五帝的准确认识。黄帝是崇拜的集合物，自然不在历史的范围。问题集中在高阳和高辛两个巫祠。氏族政权与巫祠是怎样的关系呢？就是说高阳，高辛是政权，还是宗教，是宗教，还是宗教政权？在今天，关于原始宗教的认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无法从概念（理论）的角度来讨论。只能对氏族政权与巫祠加以对比。
政权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组织者，巫祠不是这样，巫祠是思想意识的生产。原始的巫祠由氏族的生产供养。但是，巫祠的产生要早于政权，这是因为在氏族的人工生产以前已经有了几千年的采集生产。巫祠是建立在采集生产的基础上，政权是建立在人工生产的基础上。基础不同，巫祠的产生要早于氏族政权的产生。这里说的巫祠不包括氏族巫的阶段。巫祠已经是社会中心，或者叫做巫祠中心，氏族中心。
氏族政权与巫祠的高度不同，巫祠从事文化，思考的是社会，反映到头脑中的那个社会，创造了一个神世界。氏族政权从事对社会生产的管理，创造了一个人造的物质世界。语言，文字的“文化”掌握在巫祠手中。政权是从生产到消耗的认识，从事社会的物质运动。巫祠的文化程度要高于政权。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非常重要。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早于政权的宗教生产了绘声绘色的神话传说，晚于宗教的政权记载（尚书，春秋）却象刚学说话的孩子说的话。
政权产生以后，将巫祠的文化优势吸收到政权中来。从巫祠方面讲，巫祠发生了分化，在政权中，氏族首领与进入政权的巫祠呈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相比较，古河道的巫祠的能量比河洛地区大得多。巫祠从政权退出的时间，殷要比唐晚得多。
有了政权与巫祠的关系的认识，可以想到，在政权的内部，巫祠可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从事巫祠自己的“专业”。高度的中华巫文化产生出来。
我们好像看到了，有一个宫殿式的建筑，那是个神的世界，走进了宫殿也就走进了神界，经历了一次神的沐浴。在宫殿的不远处，那是神的咨询机关，神的旨意源源地从咨询机关流向氏族首领。这些被后代推崇为帝王的首领便依从神的旨意去安抚顺神者，去惩罚逆神者。
别一些的氏族或更早的时期，不习惯建造神的庙堂，他们认为神应当在威严的山中。于是具有神秘气氛的山洞便用来做祭神的场所，称作“窟”，“石室”。巫文化创造的山崇拜也延续了下来。后人建造了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创造了敦煌艺术。
宗巫祠从政权分离出去大约开始于周，周以后的政权记载不再有巫祠的内容。周人拜祭祖先，那些死去的氏族首领。拜祭的场所叫做京，后人称宗庙。在商时，拜祭祖先的场所叫做亳。这京和亳在早期，又是政权的象征，标志。政权的巫祠转变成了文化机关，停止了对神的宣讲。从事宗庙的管理，主持祭祀，还有对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 。 想看书来
夏史考 史记*夏本纪
夏史考
夏，据古书，曾建立过一个夏政权。时间是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对夏政权古书的记载十分完整。有尧舜禹到夏启的传代，有十七世，十四代，四百七十一年的谱牒，有汤伐夏桀的历史，等等。很可以相信。近年来出土了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遗址。这样，又有了考古的证实，似乎可以定论。但是，探索了巫祠时代，巫祠时代表达氏族关系，对夏政权的失误判断便显露出来。
首先，所谓夏政权的时间。这个时间在唐氏族国范围。唐氏族公元前2500年进入伊洛，公元前1500年衰落。但是，唐氏族的分支后代1直存在到春秋时，并且有唐国风诗流传。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在伊洛不可能有两个并立数百年的中心政权。既然夏不在这个时间，那么就在这个时间以前，（以后不可能，以后是周时期）。以前的时间是巫祠时代。周春秋时，认为历史从尧开始，战国以后认为从黄帝开始。但是，古人没有对政权明确定义，说夏政权是后人的误解。
对夏传代的误解。古中华的社会中心的传代，在商以前是（始族）分支传代，在周以后出现家族，家族以姓氏传代。夏的时间早到巫祠时代，与伏羲同时代，与周祖先同时代。夏的传代显然是分支的记录。夏氏族保留下来17世分支的名字，可知夏氏族远比周祖先辉煌，被周时代尊为先代就不奇怪了。
凡是氏族政权（氏族国）都有一个发育的过程。这是氏族政权的鲜明的特征。商的政权如果从公元前2500年建设山东古城算起，契氏族从太行山走向平地的时间不少于一千五百年。既使初始的契氏族分支只有一，二百人，经过了一，二千年的繁育，也已经是超过了万人的大群。
周的起源人口和地区有渭河稷泽，豫西山地和沁水。周祖先有稷人，夏人和戎狄。山西的土著可以上溯到百万年前。单就周人的直系，戎，狄历经坎坷，时间上不少于二千年，稷不晚于公元前四千年。
秦的直系是商人的一支。这一支迁徙到陕西，发育到政权的规模。秦的发育从商分支到秦兴起不少于千年的时间。想像一下，在向陕西的迁徙中一定不是秦的祖先一支商人。别的分支没有发育出来，消失了，只有秦人一支在“犬戎”之间生存了下来。这是说秦的政权人口，如果将秦的土著人口也计算在内，（秦的祖先起源于渭河的源头，）能够追溯到社会早期。
古中华的商，周，秦，以及春秋时代的大小诸侯无不具有这样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夏，就不难看出，夏不具有这些特征。夏政权找不到记载，夏人口的起源也不见记载。但是，将夏的资料综合起来，1支辉煌的夏氏族的轮廓清晰起来：夏人是伊洛土著，与来自东方的禹氏族汇合，显赫于巫祠时代，在唐氏族进入伊洛以后衰落。夏的面貌扑朔迷离，成为1道千古谜团，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语言上。下面是夏的语言：
禹，启
太康，中康，相，少康，
予，槐，芝，泄，不降，扃，廑，
孔甲，皋，发，履祭。
禹，启为一组，禹是崇拜，启是禹崇拜氏族。就是启这1支氏族被后人尊为夏朝。禹的时间跨度太大。那么启的时间呢？启的时间从禹崇拜进入伊洛算起。启后面有4个名字：太康，中康，相，少康。这4个名字是典型的古汉语，商语。可知，启的分支后代接受古汉语，作了唐氏族的依附。可是，下面的名字：予，槐，芝，泄，不降，扃，廑，显然是夏方言。几千年来，寻找夏语言，找得好苦。夏语言原来在这里。原来不甘心依附的夏人退出伊洛，迁徙向古汉语影响不到的地方，迁徙以后的启氏族叫作后启。这时候已经是公元前2千年。公元前2千年，古汉语已经普及到渭河。可知，夏人更向西迁徙到了渭河以西。以后呢？古书说，在“巴”的地方，有夏后启。夏后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