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开玩笑？你看这个嘛。”他说罢，拿出一个大证章，又摸出一封公文打开来，我一看公文上那颗大印，就知道这张派令是真的。我简直给吓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剃头师傅——不，现在却又要叫他视察委员了——还是视察委员说：“你不要怕，我是特地先到这个县里来密查的。现在我问你的话，你都要如实说来，如若不然，我以后查出来了，你们要按同罪办理。”
我的天！我们这种科员哪里吃得起这种官司，我只得满口应承了。他问了好几件县太爷贪赃枉法的案子，以及运烟贩毒、聚赌抽头的坏事，我都如实说了。他拍一下我肩头说：“好，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替你们保守秘密，不要害怕，以后结了案有赏。”
算了吧！我不稀罕这个赏，只要不把我拉进这种背时官司里去，就谢天谢地了。
最后他叫我到里面去请师爷出来见他说话，我走到签押房外边，才像大梦方醒，可是一想起来还害怕，我结结巴巴地喊：“师爷，那……那个人叫您去。”
师爷走出来，打量了我剃光的头和下巴，不明白有什么事，问道：“哪个人？”
我说：“那……那个呀，就是那个……剃头的……”
师爷说：“这才怪呢，我又不剃头，叫我干啥？”
我简直弄得晕头转向，一句话也说不清了，我只管用手向那间下屋指着，鼓了劲才逼出一句话来，说：“那个……剃头的……哦，委……委员……”
师爷莫名其妙，生气地骂我：“你胡说些什么？”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张着嘴，用手指着下屋。师爷大概也觉得我的脸色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吓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到下屋去看个究竟。我就赶快溜回我们的办公室去。我和那两个被叫去剃过头的老科员正在面面相觑，忽然见到师爷出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发白，张着嘴巴，看来并不比我高明一些。他很想快跑，可是他那双腿不听使唤，像打了摆子，东偏西倒地走不快。他用手拉着裤腿，继而又拍他的大腿，想叫他的大腿快走。他总算走进签押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出来了，师爷的毛病好像一下子就传染给县太爷了，他也是脸色煞白，张开嘴巴，两腿拖拖拉拉地走不动，不同的是，他还用雪白的手帕不住擦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水。
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正的视察委员昂头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县太爷和师爷也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来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风筵席了。
破城记（8）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一个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按照惯例，这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停。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因为是东亚病夫。为了去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绅士……总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脸的，都来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握手，有的在打恭，有的在鞠躬，然后都走进花厅里去了。
时间看来已经不早，可是高老太爷还没有到，因此宴会就无法开始。高老太爷是本县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他家几代为官，有良田千顷，他本人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一个举人。据他说，要不是忽然改朝换代了，他准可以上京赶考，中个进士啦什么的，说不定还会有状元之份哩。所以他对于民国就特别痛恨，什么都看不惯。这个国家乱纷纷的不像样子，好像都和他没有来得及中状元有关。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却都在民国做了不小的官，大儿子因缘时会，到日本跑了几年，结识了革命党人，回国后一直在外面革命，如今在中央政府不知道做什么官；二儿子当然就可以跟着大儿子高升，听说很做了几任县长。只有三儿子他认为不争气，没有出去做官，但是也算本县出色的人物，年轻漂亮，风度潇洒，手面很宽，花钱如水。不过他的进账也不小，他和几任县太爷做了一揽子生意，把所有要收的捐税包下来。他到处立关设卡，自定名目，收捐收税；他还开了土产贸易公司，专运鸦片烟出口；他还开了县银行，自任董事长，还自发流通券。由于这种种关系，所有到本县来的县太爷，谁都知道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去拜高老太爷的门。一定要赖着做个门生，才敢回来上任接事。无论大小宴会——这种宴会其实是一种联席办公的形式，本县大小政事都在会上商量解决——要不把高老太爷请来，谁也不敢叫开宴。今天为什么高老太爷还迟迟不到呢？
破城记（9）
最后听到衙门口守卫的叫“立正”的声音特别响亮，我们猜一定是高老太爷来了。果然，我们看到一乘轿子抬到后堂来才下轿，两个跟班扶出一个白胡子老汉，县太爷拜在他门前当弟子，所以他的轿子可以破格直抬进来。县太爷、师爷，还有许多人跑出来迎接他，一片请安声：“老太爷好！”他不住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大家簇拥着到后花厅去了。
宴会大概是开始了吧。我们听到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断，又听到猜拳行令的叫声，偶尔还看到出来一两个举着酒杯，东倒西歪、胡言乱语的逃席者，大概真是宾主尽欢了。弄到后来，客人大半散去了，还有几个醉鬼赖在花厅找县太爷和太太拼酒，最后听到太太清唱一段《苏三起解》，才算尽了兴，把这几个醉鬼轰出去了。
我们想，明天大概是高老太爷请，后天是书记长请，再后天是官绅联名请。总要闹这么几天宴会，大家的肚子都实在无法负担了，视察委员才开始他的视察工作。所谓视察工作也不过是由县太爷陪着，走马看花地做个过场罢了，其后就是委员收到士绅商贾送来的土特产，其中当然有本县出产的鸦片烟土，用金纸包装，十分精美，上面还赫然印上两个金字“特等”，这就是最值钱、最名贵的礼物了。这一切都落到委员的行囊里去后，委员就要打马回程，于是又是一连串的送行宴会，然后才是视察委员带着大包钞票和土特产满载而归了。
第二天，我们三个老科员为了给县太爷的新生活挣一点面子，来弥补我们昨天不修边幅给他的新生活带来的损失，我们不约而同地一大清早都上班去了。
我们还没有坐定，小卫这小家伙就跑到办公室里来了，看他的神色十分仓皇，口里不住地说：“怪事，怪事！”他用手招呼我们，说，“你们来看，天大的怪事！”
昨天一天在这个衙门里发生的怪事着实不少，今天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怪事，管它呢，现在隔上班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呢，就跟着小卫进去看看吧！
小卫把我们三个带进后花园，走过花厅，走近客房门口，我们都莫名其妙，这里是视察委员的下榻之处，现在正是视察委员好梦正浓的时候，岂是我们这些人去打扰得的？我们谁也不敢踏进门去，小卫跑出来拉我们，说：“进来，进来，视察委员一大早就出差去了。”
老王科员的年纪比我和老张科员小一些，胆子就大一些。他先进去了，我和老张也硬着头皮跟着进去了，轻手轻脚的。进去一看，视察委员果然不在。小卫走进客房屋角一张积尘很厚的烂书桌，把最底下那一层抽屉费劲地拉开来，一下就拖出一个大黑皮包，这不是视察委员的旧皮包吗？这有什么奇怪呢？
小卫说：“今天一大早，我起来给视察委员招呼洗脸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