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传记作者，也都为张爱玲做了辩护，大概都是说：乱世里，谁还能顾忌那么多呢？
——不对，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张爱玲个性特异，看人一贯将情趣与气质放在首位，对胡兰成的污浊背景竟然毫不以为意。这是错其一。
她自小与父亲不睦，又受五四之后青年们普遍的“弑父”思想影响，有叛逆倾向。而这叛逆恰恰又针对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主潮，凡主潮主张的，她都充耳不闻。因此，在对胡兰成的认识上，远不如姑姑那样警觉。这是错其二。
甚至，她在《花凋》里讥讽过的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的舅舅，在看待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问题上，也曾忧心忡忡：“小煐怎么会和胡兰成在一起呢？”
张爱玲不问政治，但日后政治却要来问她。
如果没有这场恋爱，那么张爱玲无论怎样我行我素，外部世界都奈何不得她。但是，一和胡兰成有了关联，她就必须接受舆论最严厉的评判。
她的成功与人生价值，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一旦想以自己的率性与整个现实对抗，那就只有身败名裂。
可惜张爱玲在意气风发之际，毫不理会这一点。
她不相信谁还能把她击败！
苦酒就是这样在最甜蜜时酿成。她的“倾城之恋”， 要付出的是一生一世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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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里的花凋落了（1）
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姻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联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6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5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美轮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关注着，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5月的《万象》上登出。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2）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6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
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2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这些评价，极为精当，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比较诡异的是，胡兰成与傅雷一样，也对张爱玲未来的“江郎才尽”有隐忧：“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
——这两个最早评论张爱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时，就已是官场失意人，宣传部政务次长之职在前一年就已失去，这时百无聊赖，对文学也有了兴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钱，他去南京出面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苦竹》。这期间，张爱玲也曾经去南京暂住，全力支持，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3篇重要作品交《苦竹》发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东家《杂志》。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3）
不过，《苦竹》在办了两期后，主旨转向时政。原来是胡兰成预见时局要变，想为自己留后手，要先造一些舆论。张爱玲也就把阵地转回了《杂志》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4期。在此期间，胡兰成野心复萌，又办了一份政论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
他与一批“*”的日本军人交往颇深，所以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主张日本撤兵的政论文，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显出了与南京伪政府很不同的立场。
这一年夏秋，还是张爱玲的好日子，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但因有《传奇》出版，外面一时还很热闹。
《传奇》的封面，是她亲手设计的——“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见《对照记》。
8月15日，也就是她结婚前后，《传奇》出版，4天内一销而空。9月，又趁势再版，封面特意请炎樱重新设计，由张爱玲自己临摹而成。
盛名之下，张爱玲踌躇满志。其时，弟弟张子静不安于室，与几个同学合办同仁刊物《飙》。几个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彛⒍稚健⑹┘妹赖母�